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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周作人散文风格的形成　　摘要 本文运用历史的、比较的研究方法，对形成周氏散文风格有影响的诸多因素进行了考察、分析，认为影响周氏散文风格形成的主要因素有三个方面：一是“叛徒”与“隐士”的思想性格的矛盾冲突；二是中庸调和的基本哲学思想；三是悲观乐生的趣味人生观和美学观及其对散文艺术的独特理解。核心是他的隐士性格，这是周氏散文风格形成的关键。　　关键词 散文 叛徒 隐士 中庸 趣味　　周作人曾说：“戈尔特堡批评蔼里斯说，在他里面有一个叛徒与一个隐士。这句话说得最妙：并不是我想援蔼里斯以自重，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里也还有叛徒活着。”［］其所言叛徒与隐士正是先生夫子自道，他把它们比作盘踞于心中的两个鬼——“流氓鬼”和“绅士鬼”，它们在那里指挥他的一切言行，有时流氓占了优势，便跟它们去彷徨，但是他将真正撒野，如流氓之“升天堂”的时候，绅士大抵就出来高叫“带位，若即带位！［］由此可见，叛徒与隐士，流氓鬼与绅士鬼杂糅交融正是他复杂人生的真实写照。他的叛徒性格使他的散文在早期能积极入世，从人道主义出发，反对封建礼教，深刻思考中国国民性问题，张扬思想启蒙的大旗，致使早期散文呈现出“浮躁凌历”的不平淡之气，而他的隐士性格又使他的“生活态度时时有变动，安能保持十三四年之久乎？”［］１９２８年以后，随着他的生活态度的变化，他的“思想益销沉耳”，他的散文更加崇尚平淡、朴实的闲适的风格。而二者的相互消长，直接影响到他的散文风格由“浮躁凌厉”向平淡朴实的闲适风格的变化，尤其是隐士性格的影响贯穿了他的整个散文创作，即使是早期的“浮躁凌厉”之作也只是“论之旨，折情就理，唯以和顺见长”，较之于鲁迅锋利泼辣的文风，要显得平淡朴实而舒缓，因此，隐士性格是直接形成其一以贯之的平淡朴实的闲适风格的关键。　　 一　　周作人认为：“中国的隐逸都是社会或政治的，他有一肚子理想，却看得社会浑浊无可实施，便只安分去做农工，不再多管，见了那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却是所谓惺惺惜惺惺，好汉惜好汉，想了方法留住他。”［］我们从周作人这段话中可以明白，隐逸思想大多出现在胸怀社会或政治理想的人身上，而这种人在经历了一阵动荡之后，对社会产生了悲观绝望的情绪，而后才消极遁世，这就是中国式的隐士，与西方自救灵魂的隐逸有明显的不同，它在周作人的身上就具体表现为“叛徒”与“隐士”的思想性格矛盾。　　这种胸怀社会或政治思想而不得志的被迫隐者，一旦遇到足以展其志的客观条件时，他可以振奋起来，起一定的进步作用。早期的周作人怀着探寻富国强民之路的社会理想，“逃异地，走异路”，到南京求学，而后又东渡日本留学，学习并掌握了大量西方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为了富国强民，他认为一个国家如果贸易盛，工业兴“而精神萎缩”，仍不免有“坐致摧残”的危险。因此，他十分重视国民性的改造问题，注目于思想启蒙运动，举着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反对封建伦理道德，决心用文艺唤醒愚弱国民的觉醒，积极响应胡适、陈独秀所倡导的文学革命，先后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和《思想革命》等论文，主张个性解放和思想革命，坚持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对于中国新文学运动，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确定了中国新文艺批评的基石”。［］他是五四时期为数不多的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之一。　　隐士虽可以乘潮而起，但隐士终究是脆弱的，它不是弄潮儿，潮流一过，又故态复萌，依然故我。当五四落潮之后，周作人的思想也日渐消沉，１９２７年，当他在北京听到国民党骇人听闻的“清党”事件时，他想起了后期太平军在一段时间内的烧杀淫掠，他觉得中国有一种幽灵般的不知道尊重生命的“嗜杀狂”，当他进一步往前引证野史中记载的历代残杀和吃人的材料，往后引证的近百年来以至国民党“清党”等无数事件时，他“看得社会浑浊无可实施”他再造民族精神的社会理想，并引用易卜生《群鬼》中的台词，悲愤地呼叫“鬼！鬼！”［］于是，１９２８年以后，他不再写那些自称带有凌厉浮躁之气的得罪人、得罪社会的文章，代之而起的是“那些平平实实的文章，它们象朋友一样闲谈”。［］他躲进苦雨斋，宣布闭户读书，提倡生活艺术，苟全性命于乱世，这时，他潜意识的隐逸思想终于占了优势，在他的后期散文创作中独领风骚，为他“平和冲谈”的散文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具有较强的绅士意识，因为他们从绅士阶级走来；一方面，又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识，因为时代潮流激荡所致。面对自己思想性格中的矛盾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鲁迅是以“荷戟独彷徨”进入韧性的、沉实的战斗。而周作人则自甘躲进苦雨斋去写另一种风格的散文，虽然这些散文仍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但周作人自己却逐步沉沦下去。　　 二　　除了性格矛盾以外，促成周作人散文风格转变的原因，还在于他的基本哲学思想。　　周作人作为学贯中西的传统士大夫文人，他的学问和根底是儒家的。［］在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