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政治的自由主义——从胡适的宪政思想反省宪政主义在中国的失败论文.docVIP

　　反政治的自由主义——从胡适的宪政思想反省宪政主义在中国的失败论文 本文的主旨，在於反省民国时代自由主义在宪政问题上的态度和主张。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继而建立中华民国，到一九四九年中华民国政府撤出中国大陆，这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一方面，政治风云激荡变幻，内外战争连绵不断.freel）——这恰恰是胡适不断强调的一个思想，对胡适的这种‘个人主义’思想我们後面会加以讨论——本来就是这样的含义。但是，胡适本人，却由於他的强烈的精英主义倾向，在讨论社会政治问题时，根本就忘记了一般平民大众的个人主义。 当然，自由主义也好，宪政主义也好，并不否认人性具有黑暗的一面。这里的重要问题在於，它们并不试图通过什麽‘思想文化建设’来改造这种黑暗的人性，而是强调：第一，政治本身必须建立在对於这种人性的现实理解之上；第二，通过政治制度本身，可以制约人性的黑暗一面。事实上，这里的第二点，可以看作是宪政主义的哲学本质。 与这种现实主义的人性观念和政治观念相比，我们看到，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像其他大多数当时中国的各种不同的主义的鼓吹者一样，本质上还是乌托邦主义者，或者至少沾染了某种乌托邦主义的色彩。他们固然看到了人性中黑暗的一面，但是，他们对此的态度却只有两种：一是试图改造之，这是当他们面对政治权力上的弱者的时候，是他们自以为自己高高在上的时候；另一种态度则是逃避，这是当他们面对政治上的权势者的时候，使他们感觉自己无力的时候。在实行前一种态度的时候，他们‘不谈政治’，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在进行更加伟大和基本的东西，那就是所谓‘政治的思想文化基础’；而在实行後一种态度的时候，他们‘不干政治’，因为他们觉得政治黑暗肮脏，而自己冰清玉洁，岂能去和那些‘流氓恶棍’打交道？ 其实，即使单单在人性黑暗和政治‘肮脏’这个层面上，如果认为胡适的相关论述表明，以他为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对於政治家的品质有著现实而深刻的认识，那似乎还是低估了他们的天真和幼稚。在後来介入政治问题、直接讨论宪政的时候，我们看到，胡适始终乐观地认为，宪政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因为宪政所要做的不过是落实两个基本的原则，即‘政治必须依据法律，和政府对人民负责’。 既然中国民众那麽愚昧、中国政治那麽肮脏，为什麽这两个原则落实起来并不困难？胡适并没有给出系统的解释。他的一个明白表达的理由，就是：这样的原则太‘基本’，几乎不能算是什麽崇高的政治理想。在很多地方，胡适都明确指出：‘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 ‘民主宪政不是什麽高不可及的理想目标’。 这当然也是‘精英心态’和‘乌托邦主义’的一种表现，总把平实的东西看作没有难度的东西，觉得那没有什麽大了不起。而政治恰恰是平实的东西。即使已在碰壁之後，胡适似乎也从来没有问一句：这麽‘幼稚’、‘基本’、‘不太难’的事情，为什麽在中国就是搞不成呢？ 当然，他的答案可能很现成：因为民众太愚昧，因为政治人物太肮脏。於是，我们看到，这里出现了一个自相矛盾：既然如此，有什麽根据说这样的政治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呢？如果一般民众尚且那样需要教育，为什麽搞政治的人就那麽容易接受法律的制约呢？唯一的解释就是：作为原则，它很简单，而这是胡适所著眼的层面；而要成为现实，对不起，我们自由主义者没有兴趣讨论这个肮脏的现实。这样，胡适居然在面对社会现实的态度与方法问题上，陷入了他那著名的‘多谈点问题，少谈点主义’的主张的对立面：他所讨论的宪政，仅仅是一种概念（主义），而不是著眼於如何解决中国实行宪政这一基本问题。因此，积多年之努力，宪政在中国依然是空想，也就并不奇怪了。在看到中国的研究者们赞许地称道胡适是一个‘理想的自由主义者’时， 我要说，有‘理想’而却不知道如何实现，也不去探索如何实现，那倒不如说是‘空想’。因此，胡适其实是一个空想的自由主义者。 胡适的这种‘非政治’的思考方向，还为中国後来无数知识分子留下了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巨大怪圈，那就是国民素质与宪政建设之间的关系。 有学者认为，胡适之所以强调宪政政治很容易，是要苦口婆心地让人们明白：即使中国人素质低，也不是不可以搞宪政。对此，今天的知识分子则反过来批评胡适，强调国民的文化和政治素质是实行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条件。 我们已经看到，这起实施再胡适（和新文化运动）的总体思路之中，并没有跳出二十世纪中国所面临的上述基本怪圈。其实，胡适有时要比这些批评者高明，而能注意到事情的另一方面。他懂得：‘人心是不容易改变的，公德也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故救济之道不在乎妄想人心大变，道德日高，乃在乎制定种种防弊的制度。’而‘制度的训练可以养成无私无弊的新习惯。’ 好了，这就为怪圈找到了一线走出去的希望。既然如此，那就应该进一步探讨：这样的制度怎样才能形成？我们已经看到并将会继续看到，无能回答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