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祛魅：科学语境中的中国新文学论文.docVIP

　　叙述祛魅：科学语境中的中国新文学论文 .freelism）“事实上于文化发展颇有障害”，但他们又能够将信仰与文艺进行明确的区分：“科学思想可以加入文艺里去，使他发生若干变化，却决不能完全占有他，因为科学与艺术的领域是迥异的。”11但是，科学毕竟在那个时代处于话语强势，科学与文艺的区分被湮没了。因此，这里的理论区分没有能够阻止科学在强大的理论惯性中自然也成为文学创作的准则，所以，文学叙事也成为当时需要启蒙的文化的一部分，成为启蒙和反迷信的话语场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中国现代文学中出现了大量的解构“迷信”张扬“科学”的作品。 现实的文学资源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作家的当下创作；另一个方面则是对文学传统的再利用。首先我们来考察现代文学创作中的对神话的解构。 五四时期的文学创作对神话的解构往往具有很显在的启蒙目的。其中一种方式是在带有自叙性的作品中加入鬼神迷信害人的情节。它的作用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国民性的象征。鲁迅的《祝福》中祥林嫂虽然捐了门槛，但是当她痛苦不堪的时候，还是对地狱的有无产生了疑问：其中具有自叙色彩的主人公“我”虽对地狱有无不置可否，但是态度却是明确的，那就是地狱其实是不存在的。祥林嫂和柳妈正因为信仰了鬼神，所以才遭受作弄.她们都是蒙昧者。信仰鬼神被鲁迅一是作为了国民的劣根性之一种。二是作为旧时代旧家族罪恶的象征。在巴金的长篇小说《家》中反迷信的现实社会吁求还被直接结构进故事之中，作家设计了觉慧反“闹鬼”的故事：陈姨太为了拯救高老太爷，请神汉下神，但遭到了觉慧的斥骂。反迷信也因此成为觉慧这个新人物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此还不够，作家还设计了瑞珏受难的情节：高老太爷生病，而正赶上瑞珏临产，因此，为避免“血光之灾”，瑞珏最后死于郊外的破庙之中。瑞珏这一美丽女性的死，显然对于封建迷信的罪孽是很好的揭露和批判。 无论是《祝福》还是《家》中的鬼神迷信都不构成中心情节，而在20—30年代的叙事文学中同时出现了类似传统文学中《聊斋志异》这些作品的以鬼神故事笼罩全篇的情节模式。只不过这样的鬼神架构往往在故事的演变中被击穿，在效果上以达到启蒙为目的。吴组缃的短篇小说《竹山房》以《聊斋志异》式的鬼狐故事开头，叙述知识分子“我”回故乡，应邀到二姑姑的“篆竹山房”，听说那里“闹鬼”。“我”和妻子到半夜时分果然发现“有鬼”。不过，故事的最终结局却是以破除“迷信”结尾：“鬼”原来是二姑姑和她的女佣。二姑姑和她的女佣的行为被进行了科学主义的阐释：原来她们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性压抑者，两个封建礼教压迫下的性变态者。其中的带有自传性质的“我”具有启蒙者的形象特质。通过情节的设计，作品非常显豁地标明它的反封建迷信的主题。在情节的设计上同样具有对迷信的贯穿作用的是新感觉派小说家施蛰存的《塔的灵验》和《鸠摩罗什》。他们讲述的都是相似的揭密故事。对于佛的灵迹的揭密，在新感觉派小说家那里也许是出于一种恶作剧式的娱乐的需要，但同样也会起到对“迷信”的反动的作用。 这种解谜式的故事在后期浪漫派小说的代表作家徐的作品中再次出现。长篇小说《鬼恋》在开始部分设计了一段“人鬼之恋”，但最后读者的《聊斋志异》式的阅读预期没有得到满足，因为这个“鬼”同样是人，是隐世的人，一个爱人和同志被叛徒出卖的革命党人，她之所以扮成鬼是为了复仇的需要。科学思想使传统的“志异”文本被解构，并被赋予了科学的解释。这样的创作虽立意不在于启蒙，但无疑有着启蒙的作用，就像吴组缃们所期望的那样，新文学的创作基本着眼点在于揭示鬼神/迷信的虚假性。情节和主题上具有相同趋向的是电影文学剧本《夜半歌声》。它写的是剧院舞台闹鬼，“鬼”在夜半的时候唱着凄凉的歌。令人感到恐怖惊惧。但是最后却发现，他是被军阀迫害的演员宋丹萍。这二者都是利用传统的鬼故事，来达到充分张扬主题的目的。 与那些具有显在启蒙目的的文学创作如《家》有所不同的是，神话与鬼话在徐等人的作品中，主要的作用是审美方面的，因为它的存在主要是为了渲染恐怖的、神秘的气氛，直接的目的却不在启蒙。尽管如此，这样的对鬼神故事的贯穿模式，还是在客观上造成了启蒙的效果，或许，启蒙就是这些小说的深层动机。 既有着启蒙的目的，又有着张扬革命意识形态目的的是出现于40年代解放区的新歌剧《白毛女》。《白毛女》等延安时期的新秧歌剧和新歌剧都是经历了收集、整理、改编和演出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原作中的“封建性糟粕”（依据五四新文化的准则当然包括鬼话和神话）自然要被“改编”和“剔除”掉。新歌剧《白毛女》，它原是40年代流传于河北阜平一带的有关“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这个带有神话性质的民间故事，经过贺敬之等人的多次处理，原来的神话结构获得了科学化的解释，“白毛仙姑”被戏剧性地转化为被逼进深山老林中的村姑喜儿，神话于是成为一场“误会”。原作的超越性、神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