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的朝贡制度和古罗马的海外行省制度.docVIP

　　古代中国的朝贡制度和古罗马的海外行省制度 　　内容提要: 古代中国的朝贡制度和古罗马的海外行省制度是两个古代大帝国把自己与周围世界、周边国家联系起来的制度，在此基础上分别形成了中华法系和罗马法系。作为前现代的全球化的形式，它们虽然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从它们的成因、实现方式、目的等方面却有着重大的差别，对后世，包括近代、现代以至当代有着不同的影响。对它们进行比较分析，对我们有许多启发意义。 　　关键词: 古代中国/古罗马/朝贡制度/海外行省制度 　　一、古代中国的朝贡制度 　　 　　古代中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即建立在领土和主权平等、独立基础上的国家观念。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中国古代国家观念的写照。但在这种天下观中，各个地区的地位又是有等级的，就像一个大家庭尊卑长幼有序一样。 　　 　　中国古代社会是等级制社会，这种等级制不仅体现在从国王到大臣的等级序列中，体现在家庭长幼尊卑的序列中，还体现在居于统治地位的华夏和其它民族四夷的关系中。早在尧舜时期，就有域外部落首领前来朝贡。商代的王都所在地为王畿，王都以外的居住区叫鄙。在商王朝控制的区域内，分布着许多邑，邑是商代社会的基层组织。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实行一种外服制，即侯、甸、男、卫四服，是地方向中央必须履行的几种服役制度，既是一种地方行政区划，又是一种经济剥削关系。商王朝还把其统治地区分为畿内和畿外两大部分。畿内是商王室直接统治的地区，畿外是众多方国分布的地区。畿服理论源自周代和秦汉时期诸如《尚书酒诰》、《国语周语上》、《尚书禹贡》和《周礼》等几种文献中。它们由简至繁，内容也不断充实发展。大体而言，畿服理论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按照地理距离的远近安排中心与周边地区的亲疏关系，其中在《周语》和《禹贡》中存在五种中心与周边的关系，而《周礼》中存在七种或九种这种关系；二是按照这种地理距离的远近体现出的亲疏关系来确定周边对中心的义务。这种义务以贡期和贡物的不同由内向外递减。以《周礼秋官大行人》中的记载为例，依照侯、甸、男、采、卫、要六服的顺序，贡期分别为一年一次、两年一次、三年一次、四年一次、五年一次和六年一次；贡物分别为祀物、嬉物、器物、服物、财物和货物。　　 　　 　　从实际情况看，这个关系，在周朝时，表现为周天子与诸侯王国的形态。诸侯王国在其领地内自治，向周天子进贡，以表达共同隶属于中国的意义。秦汉以后，则表现为中央政府与地方王国的关系。 　　 　　明朝是中国朝贡制度的鼎盛时期，来华朝贡的国家数量之多，朝贡的规模之大，手续之缜密，组织管理之完善，皆为历朝所不及。据《明会典》、《外夷朝贡考》、《明史》、《明实录》等记载，明朝时的朝贡国家共有100多个，但是，据李云权博士的分析，其中有许多不实成分：数量众多的朝贡国中，偶有一两次朝贡纪录的国家不在少数；名为国家，而实为一城一地者数量众多；同时，受华夏中心意识的支配，把一切对外关系一概视为具有君臣主从关系特征的朝贡关系。① 从实际情况看，从朝贡次数、周期长短、及其与明朝的关系的疏密而论，明朝的主要朝贡国有朝鲜、琉球(今日本冲绳)、安南(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南部)、暹罗(今泰国)、日本、爪哇(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满剌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苏门答剌(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真腊(今柬埔寨和越南南部部分地区)、渤泥(亦作淳泥，今加里曼丹岛北部和文莱一带)、撒马儿罕(今乌兹别克斯坦萨马尔罕)等十几个国家。根据朝贡次数的多寡、政治隶属关系的强弱以及对中国文化认同程度的不同，明代的朝贡国大体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实质性的朝贡关系。其主要特征是朝贡国向明朝称臣，定期遣使朝贡，采用明朝年号、年历等；明朝政府则对其国王予以册封、赏赐，对其贡物进行回赐等。这种朝贡关系具有较强的政治隶属性，是封建君臣主从关系在对外关系上的延伸和宗藩关系的具体体现。属于这类朝贡关系的国家主要有朝鲜、琉球、安南、占城等。值得注意的是，对这些国家在王位继承过程中出现的篡逆现象以及不守华夏礼节等问题，明朝政府多以发布谕令、遣使责问、却贡等方式进行劝诫和惩罚，而不是粗暴地干涉其内政，所以就其主流而言，这种朝贡关系是和平主义的，内政的干涉并非其本质特征； 　　 　　第二，一般性的朝贡关系，指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中国文化，并曾接受明朝皇帝授予的封号，定期或不定期的来华朝贡的国家，如日本、暹罗、爪哇、满剌加、苏门答剌、真腊、渤泥、三佛齐、苏禄等。一般性的朝贡关系不具有君臣主从关系的真实内涵，随意性较强，朝贡的经济意义更为明显。 　　 　　第三，名义上的朝贡关系，指纯粹的朝贡贸易关系。在朝贡体制下，明朝前期的一切对外贸易关系都以朝贡的形式存在，许多海外国家遣使来华，不过是借朝贡之名，行贸易之实罢了。明代典籍所载100多个朝贡国中，大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