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的国家自主性可能论文.docVIP

　　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的国家自主性可能论文 .freelinimal integration )的社会结构。在中文中，corporatism是一个很难翻译的词汇。在不同的情况下，这个词曾经被翻译为社团主义、合作主义、统合主义、法团主义。在华人社会中，合作主义在大陆学术界被广泛采用；在台湾多被翻译为统合主义；在香港，有时则被翻译为法团主义。 尽管对于法团主义的概念存在种种的歧义，但有一点是相同的，所强调的都是利益差异基础上的合作(Nee，1995)，以及在这种合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国家与社会之间新的结合关系。 无论是将法团主义看作是一种利益的共同体，还是看作是不同的利益主体在其中进行活动的“场域”(field)，都表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并不是沿着纯理性的分化路线进行的。相反，国家在以一种与改革前不同的形式重新介入社会特别是经济生活。令人感兴趣的是这样的一个事实：虽然改革以来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一直是改革的始终如一的主题，虽然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之一就是政府从具体的经济事务中脱离出来，并赋予企业以经营的自主权，但实际上政府和官员却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名义下更深入地介入到经济活动当中;虽然改革的基本目标之一是从政府统制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政府却不是更加超越于市场之外，而却日益成为市场经济中的一个积极的行动者和利益主体。于是，一种可以称之为政府行为企业化、市场化的趋势出现了。所谓政府行为企业化和市场化，指的是这样的一种现象，即在微观的层面上，政府与经济活动、特别是与企业活动出现新的结合，政府按照企业性的目标定义自己的目标趋向，安排自己的活动，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政府所承担的其他功能。具体说来，政府行为的经济化和企业化主要表现为如下的几个方面：1.政府机构直接参与赢利性的经营活动。推动着这样的一种趋势的最基本的动力，一是政府的财政来源日见窘迫，二是为了促进人员分流，以解决政府机构的日益膨胀的问题。在这两种动力的推动之下，当国家在国有企业中不断从日常的经营中撤退出来的同时，许多政府机构却在开始直接从事赢利性的经营活动，即政府机构创收。这既包括政府部门直接办公司创收，也包括在政府财政上开各种各样的口子，用非规范化的手段从民间抽取资源，也包括在执行有关的政府功能的过程中，将罚款、摊派等作为其首要的目标，在有的地方，某些政府部门的行为及其取向，与那些在市场中追求利润的公司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别。2.层层下达经济增长的指标，将经济增长速度作为衡量政府官员的基本标准。从最近的一些报道来看，一些地方政府正在为其官员制定种种经济指标，在有的地方这些经济标准已经达到相当具体的地步：有的是立下某种军令状，达不到某个指标就辞职;有的是农村居民的收入或储蓄达不到一个什么样的增长速度就下台；还有的是，县委或县政府的领导干部只从乡镇企业产值超过多少多少元的乡镇干部中提拔；甚至有的地方出现了这样的情景：在经济发展总结表彰大会上，当场宣布将乡镇企业超过多少元的乡镇主要领导干部增补为县委常委。这样的考核官员的标准，与企业中的考核总经理或部门经理的标准，已经是相差无几。3.以“为企业办实事”为名对经济项目和企业活动直接介入。近些年来，“为企业办实事”，成为一个不断被人们提倡的口号。但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口号之下，一些政府机构甚至个人频繁介入企业的经营活动。前几年，报纸上曾经报道过这样的一件事情：某著名企业与外商合资办一个大型企业，全部投资约四亿多元，于是政府出面了。市委副书记亲自任工程建设的指挥长，并组成了相应的班子；土地局领导亲自为企业跑批文、批用地；计委领导为工厂找材料、搞设备；公安局领导为工厂搞保卫、维持秩序;市委组织部长负责领导铺设高压线路。于是，工程顺利施工，胜利竣工。4.表现为政府对除经济以外的其他公共性的政府功能丧失兴趣。几乎所有由政府承担的非赢利性的公共事业几乎均处于全面的衰败之中。科技和教育陷于困境，文化滑坡，自然环境的破坏日益严重。5.还有一种政府官员与企业的私下结合。在改革前，虽然政府与企业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但这种结合主要是通过体制的正式渠道形成的机构与机构之间的关系。但在最近的一些年中，一些政府官员开始与一些企业私下结合起来，为企业提供不正当的服务，并从中谋取个人的利益。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到，所谓“官员与企业家交朋友”的现象相当普遍地存在着，而这种“朋友”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权钱交换为基础的，因而在有的报道中又将其称之为“官员傍大款”。 政府行为企业化、市场化趋势的发生，政府直接成为市场活动中的活跃行动者和利益主体，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政府在经济活动进而在整个社会活动中的超越性的降低，国家的自主性程度的下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将会更多地考虑自己如何在市场交易中赢利，如何通过市场行为增加自己的收入。更现实的是，这种政府对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