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的法治悖论：有机体与自由论文.docVIP

　　哈耶克的法治悖论：有机体与自由论文 在中国思想界，哈耶克的自由论从１９８０年代后期开始产生影响，至１９９０年代后期蔚为大观，可以说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因为要对启蒙体制及其各类变种进行反思、要全面引进市场原理，当然应该重新评价和强调个人自由的价值。另外，二十世纪末的全球化在各国引发的经济结构改革曾经表现出向自由放任的古典市场主义回归的明显倾向，中国社会同样无法置身度外，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哈耶克热的升温。 众所周知.freel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立场，强调行为者的主观性以及行为的有限理性。邓教授则进一步提出了如下颇有新意的解释：哈耶克的个人主义实际上否定了原子论的个人主义（《法哲》１０页）；也不仅限于方法论的意义，还具有规范个人主义（normativeindividualism）的价值论特征，既可以与自由主义的概念互换使用，也体现为对特定之善的主张（见在《法哲》基础上增订的２００４年新版论文集《规则·秩序·无知》４页）。我认为邓教授在这里实际上暗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哈耶克虽然否定组织（organization）的秩序，并从本体论的高度来重新定位个人自由，但他的自由主义同时也扬弃了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两项对立图式，是以社会有机体（socialorganism）的秩序和规范为基础的。 关于有限理性问题，《法哲》的基本视角是：哈耶克的个人主义并不以个人理性为基础，因而更加强调无知（ignorance）、无目的性以及作为行为规则的集合知识和默示知识，即各自语境以及非语言化的沟通和协调这一侧面（参阅１２－１５页、４２－４３页）。这样的个人主义被定位为真个人主义，借用《法哲》的原话来表述其实质，即哈耶克在这个方面最为重要的洞见乃在于，真个人主义所确立的并不是先定的个人权利之公理主张，也不是任何理性体的人之观念，而是一种旨在表明为什么维护自由社会秩序要求有一个消除冲突的法律秩序的法治理论（１２５页）。 第二、在自生秩序这个层面，《法哲》指出：哈耶克虽然强调这种自发性的自然秩序（cosmos）与人工性的组织秩序（taxis）的区别，并认为只有自生自发的秩序才是自由主义社会理论的核心，但却没有否定组织秩序的存在意义（１０页、３２页）；然而，把自然秩序与组织秩序混合在一起的做法被认为不是理性的选择。 在邓教授看来，自生秩序（spontaneousorder）遵循那些具有一般且抽象的内部规则（cosmos的汉译专用术语），而这些规则的特性包括三层意思：在本质上，它们乃是长期性的措施；从指向上来讲，它们所指涉的乃是未知的情形而非任何特定的人、地点和物；再就它们的效力言、它们必须是前涉性的（prospective），而绝不能是溯及既往的（３６页）。也就是说，从具体情境中逐渐形成和进化的自生秩序本身也具有普遍性和未来指向。另外，内部规则还独立于目的，大都为禁止性规则而不是命令性规则（３７－３９页）。在哈耶克的语境里，内部规则包括阐明的规则和未阐明的规则这两部分，后者优越于前者（４０－４１页）。 第三、在文化进化的层面，《法哲》把阐明的规则与未阐明的规则之间的持续性互动作为基本内容（４２－４３页）。邓教授写道：我个人认为，贯穿于哈耶克整个法治理论建构过程之中的乃是他所主张的那种以进化论理性主义为依凭而形成的社会行为规则系统的’文化进化’观，并断言哈耶克的整个理论体系都是以’文化进化’观为基础的（８３页）。在这里，文化意味着一种由习得的行为规则（learntrulesofconduct）构成的传统（８４页）。这样的解读导致哈耶克的自生秩序概念与固有文化概念的密切联系和融合，对该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本土化影响深远。 另外，虽然文化进化不得不涉及群体选择，但《法哲》认为哈耶克强调的是个体的行动和对他人行动的判断以及个体与整体构成之间的互动（４３页、７２页注１４８）――这是很到位的指摘，准确反映了哈耶克试图在社会有机体中开拓个人自由空间的苦心孤诣。只可惜这样的敏锐洞察被淹没在强调文化进化的话语之中，往往容易被读者忽略。(燕南,.yannan.) 不言而喻，通过上述分析框架看到的哈耶克的学说肖像，与西欧的理性法体系大异其趣。根据我个人的观感和理解，哈耶克虽然强调个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但不像哈贝马斯（JurgenHabermas）那样追究其中的沟通理性以及论证规则，相反，更侧重于无知、理性有限、不可言说性以及未阐明的规则等等1。在哈耶克理论中，支配人们行为的无意识的规则是一般性的，因而不能等同于风俗习惯；但它包括伦理在内，也必须依据情境而具体化、特定化，还把感觉放在高于理性的地位。另外，哈耶克虽然也强调法治以及一般且抽象的内部规则，但却不像凯尔森（HansKelsen）那样从纯粹的实证法规范体系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