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制度研究：从旧制度主义到新制度主义论文.docVIP

　　国际制度研究：从旧制度主义到新制度主义论文 .freel) 则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确立了分析范式的地位。本文旨在通过一种跨学科的视野,阐明新制度主义进入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背景,.freeles) 的概念。1983 年,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 主编的《国际机制》一书出版,国际机制理论由此走上了系统化发展的轨道。在1984 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一书中,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 发展出了一套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以此确立了新自由制度主义( neoliberalinstitutionalism) 的研究纲领。 二、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三种新制度主义范式 作为一种溢觞于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中的智识运动,新制度主义并非具有内在一致性的严密整体。由于学理资源、研究假设和分析方法等方面的不同,除了在“制度是重要的”这一命题上没有分歧外,新制度主义内部各流派之间的差别可能大于它们与其他思想学派的差别。彼得·霍尔(Peter Hall) 和罗斯玛丽·泰勒(Rosemary Taylor) 认为,在政治科学中至少有三种不同的新制度主义,即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8 本文即以霍尔和泰勒的划分为依据来讨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三种新制度主义范式。 1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 ,发端于以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 和奥利佛·威廉姆森(Oliver artin) 等学者所弥补。他们认为,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所面临的集体行动问题不止“囚徒困境”一种,因此必须创设不同类型的国际机制以满足不同类型的集体行动问题所提出的功能性要求。 由于采用了与微观经济学相同的行为假定,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能够从微观经济学中不断地输入理论和方法,如博弈论、公共选择理论、集体行动理论、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尽管理性假定受到了认知心理学、期望理论(prospect theory) 和社会建构主义等多个流派的质疑和批判,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裹胁“经济学帝国主义”之威,迄今仍居于国际制度理论与经验研究的主流。例如,巴巴拉·克里门诺斯(Barbara Koreme2nos) 等十余位学者联合建立了一个国际制度的“理性设计工程”。他们确定了成员身份、领域范围、集中程度、控制者和灵活性等可测的维度作为因变量,选择了实施问题、分配问题、涉入行为体的数目和不确定性的类型等因素作为自变量,提出了16 个可证伪的假说。11 “理性设计工程”展示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在遭遇诸多挑战时仍具有的自信与从容。 2 社会学制度主义。 社会学制度主义( 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 是从社会学的组织理论中发展起来的。在约翰·梅耶(JohnMeyer) 、理查德·斯科特(Richard Scott) 和阿尔伯特·伯格森(Albert Bergesen) 等社会学家看来,西方的世界文化强调韦伯的理性观念,即将理性看作实现正义和进步的手段。这种世界文化规则构成了包括国家、组织和个人在内的行为体,并为其确定了合法的或可欲的追求目标。世界文化规范也使全球范围内的组织和行为变得越来越相似。由于社会学家将这些文化规范和规则称为“制度”,他们的研究路径被命名为“社会学制度主义”。根据霍尔和泰勒的概括,社会学制度主义具有以下三个特征。首先,社会学制度主义所界定的制度不仅包括正式的规则、程序和规范,而且包括为引导人的行动而提供“意义框架”的象征系统、认知模式和道德模板等。其次,社会学制度主义者认为,制度通过提供行为所必不可少的认知模式、范畴和模型来影响行为。再次,社会学制度主义者认为,一个组织之所以采用一种新的制度实践,并非因为它提高了组织的手段—目的效率,而是因为它提高了组织或其参与者的社会合法性。8 ( P9472949) 不难看出,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具有某些共同点, “但是前者比后者提供了更加丰富和具体的理论框架”。12 ( P327) 社会学家不但宣称社会结构是重要的,而且具体定义了社会文化的实质内容,即告诉我们,社会结构是什么? 他们认为,社会结构并不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社会所构成的,而是由正在扩张和深化的世界文化所构成的。现代国际体系为一套强有力的文化规则所主导,这套规则的核心部分是韦伯的理性观念。这些西方的、理性化的规则通过两种方式将国家塑造为国际体系下的单位,一种方式是为国家确定“理性的”目标,如追求“现代性”和“进步”,另一种方式则是确定“理性的”制度以实现这些目标,如市场和官僚制。 13 ( P19 - 20) 与同样强调西方文化扩张的英国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