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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童话》汉译本考辨 ——《格林童话》汉译本发展轨迹及典型译本评析 付 品 晶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格林童话在中国的译介经历了开创、探索、成熟和新变四个时期和三次高潮。不同时期译本的样态变迁折射出中国历史文化语境的不同以及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迥异。本文通过几个典型译本对原著内容、风格传达的忠实度比较，译者主体性发挥的适度衡量，来探索童话译介的具体规律和总体评价标准。 关键词：格林童话；汉译本；发展轨迹；译本比较 虽然“忠实于原文”是译者们一直追求的翻译理想，但事实上，翻译并非是中立的，远离文化、政治等意识形态的纯粹文字转换活动，而是“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对另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的改造、变形与再创作”。 不同时期的译者，由于所处的文化环境和个人素养的不同，其“先在结构”相差很大，而“先在结构”是译者对原著文本理解、阐释的内在前提，这种“先在结构”的差异使同一部原著出现了不同的译本。格林童话在中国的百年历程中，产生了上百种译本。本文希望藉借对格林童话汉译本百年发展轨迹的研究，探析中国历史文化语境的不同对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从三个时期典型译本的比较分析，探索童话译介的具体规律和总体评价标准。 一 《格林童话》汉译本的发展轨迹 20世纪以来的中国，历经了天翻地覆的变革。格林童话在中国的这一个多世纪，其译本也随着中国社会结构、文化样态以及意识形态等的巨大变迁而形态各异。总体来说，格林童话在中国的译介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开创期、探索期、成熟期和新变期，和三次高潮：二三十年代第一次高潮、五十年代的第二次高潮和新时期第三次高潮。 白话文运动以前的格林童话译本基本上都是采用文言译法，第一个把格林童话译介到中国的周桂笙用文言译成12篇格林童话。1915年的时谐（郑贯公）译本也采用文言，译介篇目达到50多篇。最先进入中国的这两种译本之所以选择文言译法，与当时的语言环境密切相关。清末民初外国文学的读者多数是知识分子，他们习惯于阅读文言作品，非文言写成的作品在他们看来缺乏文学性而受排斥。囿于当时特定的接受语境，周桂笙等译者自然就选择了受人尊敬的文言文来操作格林童话的翻译。但是由于当时的书面与口语的严重分离，造成大众群体多数与文言文相隔甚远。这样以来，艰深的文言译文势必会影响翻译文学读者圈的扩大，影响到格林童话的传播与接受。另外，此类文言译本纵使如胡从经所说“比较平易活泼”，但还是“和儿童不很接近”，“况且童话的特点，就在于小儿说话一般的文章，现在他用古文腔调说起来，弄得一点生趣也没有了。”，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译文的受众面，因而无法走向普通大众。虽然这一时期的格林童话译本无论在选本还是语言上都十分稚拙，但它们所具有的开拓意义却无可否认。 五四新文化运动从1917年一直持续到1927年，被认为是现代中国文学最重要的十年。新文化运动以文学革命为主潮，首先是成人文学革命，其次扩展到儿童文学领域。在此期间，革命先哲们提倡文学语言的平民化，坚持白话文写作应该代替古文写作的主张，这便是中国语言历史上重要的“白话文运动”。白话文的提倡不仅影响着成人文学，也影响着儿童文学的创作与翻译。同时，国人的儿童观念也由“父本位”转变到“儿童本位”，儿童从被看成“缩小的成人”回复到“小野蛮”的本真状态。此背景下，格林童话由古文翻译经过半白半文，最后进入白话文翻译，译语也由成人语言的操纵到儿童语言的初成，童话开始以儿童文学的面貌正式进入中国儿童的视野。 随着白话文运动和儿童文学运动的微波渐起，格林童话的译本也进入了探索期。孙毓修、茅盾共同编著的《童话第一集》，文言的成分就去掉了很多，已经有相当一部分的白话译文肌体。那一代成长起来的儿童很多都是看着这套《童话》长大的。张天翼后来在《张天翼论创作》一书中回忆说：“在初小有一次开全城小学运动会，我去参加五十码赛跑，得第二，给了我许多奖品：十几册商务印书馆的童话，孙毓修先生编的。有许多字不认识，母亲就读给我听。于是渐渐地自己看，买了一些，借了一些。商务中华那时所出的童话都看全了。”但是显性教育观一直居于中国知识分子头脑中，外国童话经过这样的头脑过滤，也就出现了孙毓修和茅盾带有教训性的语言出现在《童话》丛书里，这当时就遭到了儿童的不满。著名童话专家赵景深就曾说：“儿童对于儿童文学，只觉他的情节有趣，若加以教训，或是玄美的盛装，反易引起儿童的厌恶。我幼时看孙毓修的《童话》，第一二页总是不看的，他那些圣经贤传的大道理，不但看不懂，就是懂也不愿去看。”此后，从黄洁的《童话集》到安愚、干之、芳信等的译文，文言色彩渐退，白话语体初成，且训诫的大道理也少了很多。这一时期，王少明对德语版的格林童话进行了中译探索，用白话文第一个从原著语言国德语版直译了《格尔木童话集》（即《格林童话》）。《格尔木童话集》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