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花》之争：当拐卖妇女成为文学主题.doc

《极花》之争：当拐卖妇女成为文学主题 最近一周，贾平凹及他的长篇小说新作《极花》一直站在舆论风口浪尖。《极花》取材于贾平凹一个老乡女儿被拐卖的真实经历。小说主角胡蝶被拐卖到西北乡村并怀孕生下儿子。她历经磨难之后被解救，可回到城市，胡蝶难以接受周围人对她的评判和非议，也无法割舍与儿子的亲情，无奈之下选择重新返回山村，回到曾拐卖她的“丈夫”身边。 “拐卖妇女”是一个痛感极强的现实题材，但也是因为它与现实联系紧密，造成它容易引起巨大争议。贾平凹在新书发布会上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言论进一步加剧了争议：“这个胡蝶，你不需要怪她吗？你为什么这么容易上当受骗……”，“如果不买媳妇，就永远没有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这些话被舆论解读为是为拐卖妇女辩护。 书评周刊联系了贾平凹，他回应称当时采访的记者对他的话断章取义，引起了公众误读。但他无意解释更多，只表示作品写完之后，就应当让作品本身说话。事实上，这场关于《极花》的讨论早已不止于这部小说本身，更多的是在讨论为什么拐卖妇女禁而不绝？它跟乡村凋敝、“农村剩男”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在现有的讨论之下，书评周刊邀请了三位学者，从文学评论本身以及底层女性、底层乡村的内部视角，针对《极花》及由此引发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圆桌讨论。力争在现有讨论之外，提供给大家一些新的有启发意义的思考线索。 转播到腾讯微博 《极花》贾平凹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3月 文学作品与社会现实逻辑不同 针对《极花》的批评主要围绕女性和乡村两大视角展开。女权主义立场的批评认为，贾平凹的男权视角将“农村剩男”找不到媳妇的焦虑凌驾于女性痛苦之上，女性沦落为提供性服务和传宗接代的工具。乡村视角的批评则指出，《极花》为凋敝乡村惋惜的同时却忽略了其隐藏的巨大罪恶，并指出这样的乡村消失是大势所趋，不值得缅怀。 转播到腾讯微博 张涛，吉林大学讲师，文学博士，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 许多读者尤其是女性主义者不满意最后胡蝶又回到了黑亮家，他们觉得胡蝶应该反抗，既然逃离了就该寻找“新生活”。张涛认为，这样的批评，实际上是我们要求作家按照一个“理想状态”去塑造人物。但我们应该知道，小说中的人物命运发展和社会现实中的人物命运发展是有着不同的逻辑的。小说中的人物只能按小说本身的逻辑去发展，去呈现，有的时候作者也无法控制。我们面对世俗生活会有各种各样的无奈、妥协、顺从，同样作家也是这个世俗中人，他同样会妥协，会退让，小说中的人物也是如此。 而一个优秀的作家，往往会有自己的文学世界，如“未庄”之于鲁迅，“湘西”之于沈从文，“呼兰河”之于萧红。作家看待世界与人生的基本姿态皆出自于此。陕北的“乡土世界”于贾平凹而言也是如此。贾平凹自己认为：“对于当下农村，我确实怀着两难的心情，这不是歌颂与批判、积极与保守的问题。我就是在这两难之间写出一种社会的痛和人性的复杂。” 贾平凹的话引申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文学的功能。文学最重要的功用是提出问题，展现问题，而不一定要评判或解决问题。 底层女性承担了农村转型的沉重代价 在文学中，“胡蝶”的困境可以没有解决方案。可在现实中，我们不可避免地想知道，这困境是怎么来的？我们应当如何着手解决？ 这场关于《极花》的争论指向了当下中国社会的两大症结：农村问题和妇女问题，以及它们之间深刻的纠缠与矛盾。这也一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议题，困扰着自民国以来诸多知识分子、社会改革者和现代文学的写作者。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书写，我们可以看到，女性视角常处于被遮蔽状态，农村及农村问题在当代中国文学作品中逐渐淡出。 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文艺作品中，城市背景下，现代化与浪漫爱情故事高度统一。 现代化喻示着城市化、科技化、资本化。而在中国现代化转型进程中，农村的位置日益尴尬。乡村早已不是“希望的田野”。城市取而代之成为提供唯一“好生活”的可能，年轻一代的生命价值和文化想象被纳入城市化进程。《极花》中“胡蝶”对城市文明的向往，是如今许多乡村女孩的写照。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父权制度与资本逻辑合为一体。农村男性成为这种整合过程中，最被“落下”的一群。他们受制于农村的经济凋敝、文化荒芜，劳动报酬和生命价值得不到体现，无法成为新型资本主义父权体系里，女性爱慕的对象。而女性看似可以选择城市里那些更有资本的男性，实际上却很容易成为农村转型代价最终的承受者。拐卖妇女即是其中一例。 要改变农村青年，尤其是男性青年，在婚姻市场中的不平等地位，必须跟改造农村的性别主体、社会关系和日常生活空间联系在一起。只有真正实现城乡的协调发展，农村所享受到的资源与城市一样多，农村在现代化转型中的沉重代价才有可能得到平衡。而隐匿于此过程中的“农村剩男”、拐卖妇女现象才有可能得到遏制。 要警惕将“拐卖妇女”变成“男女对立” “拐卖妇女”看起来是择偶问题、男女问题，实则与整个中国的城市化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