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茶对比.docVIP

由古至今茶叶都是茶余饭后，谈朋交友的必然选择，古有以茶会友，今有以茶交人直说，茶叶是每个家庭都必备的待客之物，然后从古至今茶叶价格又有什么变化呢？ 汉代以前，政府收入主要依赖于租税口算，或按土地面积收取、或按人口收取，因为牵涉到千家万户，势必不能任意加派。为了增加政府收入，一批法家就想出来一个好办法，他们说盐、酒这些东西人们不能一日无之，如果实行政府专卖，既可以赚好多钱，又不容易引起人们的反感。于是国家开始对盐、酒等物品实行专卖。 到了唐宋时期，茶叶的消费逐渐普及，政府当然又开始打起了它的主意。 最早对茶实行专卖的是唐代，不过那时候茶还是高档消费品，饮用的人不多，因此收入不多，最高不超过40万贯。到了宋代，茶开始步入寻常百姓家，对茶的专卖开始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源。 宋代茶叶的主要产区在秦岭、淮河以南，政府在这些地方成立了6个‘榷货务’负责对茶实行专卖。 政府规定，茶农所生产的茶不得私自出售，一律要卖给‘山场’（‘山场’再把收购的茶送到‘榷货务’），收购价格以品质不同差别很大，差的安徽茶15文/斤，好的杭州茶185文/斤，最好的海州茶可达850文/斤。 政府给茶农的收购款是预先支付的，茶农要为此付20%的利息。另外，收购时每100斤茶还要扣除25%的‘耗茶’（茶叶会缩水）。总而言之，老百姓和政府打交道一定是吃亏的。 当时生产茶叶的成本是这样的，工人工资是60文/天，4个人工可以生产18斤茶。换句话说，成本是13文/斤。扣除利息和耗茶，低档茶根本无利可图，高档的就赚到了。 政府收购到茶以后有两种销售方式，一是‘官鬻’，主要是卖给老外，对金、夏的贸易普通老百姓是不能染指的。 再就是‘通商’，卖给商人。 商人想做茶叶生意必须首先到东京去交钱，东京也有一个‘榷货务’，这个机构是负责收钱的，收到钱以后开具提货单，商人凭提货单到南方的‘榷货务’提货。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当时使用的货币是钱和帛，运输非常麻烦，政府就把这项工作转嫁给了商人。另外当时地方政府也常常挪用政府款项，此举也避免了这个弊端。 这个称为‘入中钱帛’，简称‘入中’。 宋朝建立不久就开始和金夏等国打仗，边防军队需要大量粮食，政府又想出一个主意，鼓励老百姓自己把粮食运到边境，驻军收到粮食以后给他们开具‘交引’，凭借这个‘交引’到东京可以领钱帛，也可以领茶叶的提货单。 这个称‘入边趋粟’，简称‘入边’。 ‘入边’政策实行以后，很多老百姓都踊跃往边关送粮，拿到‘交引’以后他们没有实力做茶叶生意，就把它卖了。这样一来，‘交引’就宛如一种有价证券，在东京和各大城市都出现了‘交引’的交易所。 凭心而论，这个政策是不错的，为国家省却了采购、运输物资的负担。但是推行既久，弊端渐生。 当时战局吃紧，边防军的需求不断扩大，粮食的价格就被炒上去了。当时内地粮价不过十几文，在河北却高达60文，在西北更高达1000文。（对了，这其中也有相互勾结、营私舞弊的因素，中国人的智慧真是伟大啊） 这样一来，大家拿着‘交引’到东京去拿钱，政府没有这么多钱；到南方去取茶，也没有这么多茶。 如此这般，在东京证券交易所里‘交引’狂跌，政府的财政也日益亏空，不得不想办法改革。 景德年间（1005--1022），李特等人实行改革：1）规定边境地区的粮价 2）除茶叶以外，增加‘香药宝货’‘东南缗钱’作为支付手段，合称‘三说’（‘说’通‘兑’）。 这个办法治标不治本，一者难以从根本杜绝边关的舞弊，再者大家对于‘香药宝货’‘东南缗钱’兴趣不大，需要的还是茶。政府困境依然如故。 于是不久又实行改革，新办法有两种，一是‘贴射法’，就是政府不再收购茶，由商人和茶农自行交易，只要在交易前把政府应得的利润交纳就可以。 顺便说一下政府的利润情况，在淮南，商人给茶农25文/斤，给政府31文/斤，真是万恶的旧社会。 另一个是‘见钱法’，就是最初提到的办法，在东京交钱，在南方提货。 这两个方法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把茶叶专卖和军粮问题分割开来，省却了许多麻烦。 新办法实行以后遭到了强烈抨击，因为当时靠东京证券交易所吃饭的人很多，军队没机会捞钱自然也反对。于是各派政治势力就在政治局里倾轧起来，新派失势被流放到海南岛，‘见钱法’就变成‘三说法’；旧派失势被流放到海南岛，‘三说法’就变成了‘见钱法’。 最后新派获胜，茶和边防终于割断了瓜葛。 老问题刚解决，新问题又出现了，统计数据表明，茶叶产量不断递减，只及过去产量的50%。 倒不是说茶农不种茶了，而是他们把茶叶偷偷卖给了走私犯。 我们知道，政府既然垄断，茶叶价格自然高昂，铤而走险走私的人自然就多。而且收购部门压级压价，茶农也不愿意把好茶卖给政府。这样一来，私茶既便宜又好，当然非常受欢迎，就好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