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合同补充解释的理论构造及立法的合理选择.docVIP

研究合同补充解释的理论构造及立法的合理选择 合同的内容就是当事人之间的法律。作为实现未来经济安排的手段之一， 合同的内容限定了当事人各自债务的具体射程以及相应的违约责任的范畴。因此， 对于合同的履行及责任承担来说，合同内容的确定就是至关重要的。然而，任何当事人都不可能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所有情况，在合同中一一做出相应的约定完美的合同事实上并不存在。那么， 在肯定合同效力的前提下，当出现合同未约定的事项时，就需要对当事人的意思作出补充。而根据私法自治的原则，法院或仲裁机构不得直接替代当事人作出决定， 当事人意思的具体内容需要通过合同解释来予以明确。由于此时并没有当事人的实际约定作为解释对象，而是要以特定的基准推导出当事人的意思，因此这样的解释过程便被称为补充解释。 由于缺乏实体解释对象， 补充解释与狭义的合同解释有着显著的差异。如何从理论层面对补充解释进行科学的建构， 在整合合同解释的理论体系的同时防止恣意解释，将是值得尝试的工作。另外， 在考察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相关最新立法动向的基础上， 我国未来的民法典中的补充解释规则应当采取何种规范模式，将是可能的课题。而合同补充解释与民法总则部分意思表示解释条款的关系也值得进一步的探讨。因此，本文将以我国法的理论与实务状况为基础， 尝试构建合同补充解释的系统性理论框架， 并对我国未来的民法典中相关规范的立法模式提出建议。 一、合同补充解释的理论和实务现状 我国法上， 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补充解释是合同解释的类型之一。而补充解释自身则是一种规范的判断标准， 以当事人在合同上所作的价值判断及利益衡量为出发点， 依诚实信用原则并斟酌交易惯例加以认定， 以实现公平、效率为依归，其解释结果是推定的当事人意思。如果说合同解释存在着主观和客观的双重意味的话，上述观点显然将补充解释的主要基准设定为客观的外在因素，且以公平、效率等外在价值作为解释的取向。对此，有学者指出，补充的合同解释本身就是规范性的，是基于客观立场的。而补充解释的适用前提是合同本身存在漏洞并不局限于当事人没有作出约定的场合，而是应当同时包括当事人约定不明确的情形。至于合同补充解释的实体法依据，一般认为是《合同法》第61 条的规定。 除了上述基本被认同的观点以外， 学者在补充解释与任意补充规范(《合同法》第62 条)的适用关系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分歧。有学者认为，任意法规应当优先于补充解释， 因为任意法规代表了典型的利益状态， 同时当事人对未协商的内容也期待法律有合理的规定， 并且任意法规的主旨就是着眼于漏洞的填补。另外，任意法规的优先适用还可以避免法官主观意志对解释结果的影响。与此相对的观点则认为，如果将《合同法》第61 条所规定的内容视为补充解释，而第62 条则显然属于任意法规补充的范畴，上述条文顺序表明立法者存在补充解释优先于基于任意法规的补充的意图。 而在实务方面，合同漏洞的存在也被认为是适用补充解释的当然前提。而且，与学说一样，实务中的合同漏洞也包括了约定不明确” 的情形。同时，补充解释的客观性在司法裁判中也有着明显的体现。例如，法院认为，对于汽车买卖双方所约定的退货期内的车辆因事故而造成的价值贬损，虽然双方对此并无约定，但可以通过价值评估等客观手段予以认定和补偿。与学说状况类似的是， 对于补充解释与任意法规补充之间的适用顺序， 来自实务界的观点也存在截然的对立。补充解释应优先于任意法规及相对的主张都得到了部分实务界人士的支持。輥輯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 条规定，对于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其履行期限的确定的步骤是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如果司法解释的制定者是有意重申合同法的解释顺序， 那么该解释也就暗示了补充解释优先的立场。但在具体的裁判例中，似乎任意法规优先的立场得到了较多的体现。例如，在涉及管辖权异议的案件中，法院直接以合同法62 条第1 款第(三)项关于履行地点的规定来认定履行地， 并以此为作为管辖地的依据; 当事人的意思并未被法院纳入考量的范畴。輥輰訛还有法院虽然宣示了合同法第61 条、62条的次序差别，但全然没有考虑适用第61 条的可能，径直按照第62 条做出了裁判。輥輱訛 可见， 关于补充解释的基准以及补充解释与任意法规的先后适用顺序， 学说与实务存在类似的分歧。实际上，就合同的补充解释而言，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其自身的体系定位以及补充解释与任意规范的关系。前者涉及补充解释在合同解释体系中的角色与地位，是关于补充解释的本体论后者不仅涉及法律适用问题， 还涉及意思自治原则在合同法中的贯彻程度， 因此可以视为是关于补充解释的规范论。就我国法关于补充解释的理论与实务的状况来看，总体上呈现客观化的契约观，重视契约的外在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