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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致刘淞芙书札编年辩证 　　摘 要：王夏刚著《谭嗣同与晚清社会》之第五章有《谭嗣同书札编年》，本文据史实和相关文献对其中致刘淞芙书札十四通中之十一通的?年进行辨析订正，以拓展和深入对谭嗣同的文献研究 关键词：谭嗣同；刘淞芙；书札；编年辨证 近年因笺注晚清维新志士和诗人刘善涵（字淞芙）的诗文《刘善涵集》，而较多地关注谭嗣同致刘淞芙存世14封信的研究状况，发现2015年出版的王夏刚著《谭嗣同与晚清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一书，可说是对谭嗣同研究别开生面，创获良多。该书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立足文献，以谭嗣同文献说谭嗣同，尤其对谭的学术撰述和信札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和深入探讨。如对《谭嗣同全集》中所收《报刘淞芙书》一、二和《致刘淞芙》十二通的研究和引用，就不仅将谭嗣同早期维新活动的研究引向深入，且使刘善涵这位几乎被人遗忘的维新人士首次如此受到重视。如该书《绪言》开篇的一、二段概述谭嗣同，就四次引用谭《致刘淞芙》中的言论，其中尤以甲午战后他断言“数十年来，大臣专务相难相攻，置天下存亡于不顾”，丙申年（1896）北游访学后认为“时事较之未乱前，其苟且涂饰尤为加甚，岂复有一亳可望者哉？……三品以上，则无人矣”，这些针砭时弊的惊世危言，不是对自己笃信不疑的直谅契友，岂能如此“屏除客气，纯用直率”地倾情吐诉？这些言论的挖掘，不仅更直透谭氏的内心人格，也反衬出谭氏对契友的侠气豪情。这样以谭嗣同文献说谭嗣同，编《谭嗣同年谱》，自然就能使谭嗣同的言行、思想、神情更真实、更丰满，而不会像某些著作那样虚泛、粗疏（如出版于上世纪50年代的杨廷福编撰《谭嗣同年谱》，仅在1893年的“谱主事略”中言“友刘善涵淞芙。集中有《致刘淞芙书》七通”，似乎那七封信都发生在1893年，至于那些信中所涉及的人和事以及与作者谭嗣同之间的关系等则全然不顾，当然更忽略了刘善涵这个人） 该书第五章《谭嗣同研究文献整理》之第二节《谭嗣同书札编年》中，对谭嗣同《报刘淞芙》一、二和《致刘淞芙》十二通均作了编年考证，其中数通较为允当，但碍于研究资料的欠缺和《谭嗣同全集》等文献的综合利用，仍有不少值得商榷并加以辨析订正者，本文即主要对此谨效绵薄 一、谭、刘二人初相交之光绪二十年（1894），仅存谭致刘书札四通，即《谭嗣同全集》中《报刘淞芙》一、二和《致刘淞芙》十二通之一、三，且当以十二通之一为谭嗣同首次复刘善涵书。这一点虽自先师邓潭洲先生与黄彰健、王夏刚先生等均大体一致，但于四通之先后次序仍有辨论之必要 谭嗣同与刘善涵在龙君斋头的初次“晤语”，是在1893年11月其父谭继洵奉命赴四川查案之后而谭嗣同留守武昌管理家政“居恒邑邑”的度岁之后。据谭嗣同1894年初写给友人沈小沂的信中说：“近自家大人使蜀，颇富闲暇，忘其专辄，粗欲有事捃拾。而官事转捩，时复与达官往还，哇言尸貌，实违鄙心。署中度岁，薪米要会，性尤不近，论说之友，又终阙如，以此居恒邑邑。”（《谭嗣同全集，“居恒邑邑”，“所与处者，类皆盅?B软美，久于官场之俗吏”的情况下，遇到“礼让彬秩，言庄容肃，商榷术艺而终无一语及世俗事”的儒雅君子刘善涵，谭嗣同自然私下认为“大可以觇彼此之志趣学养。自此愈益钦畏，亦愈益爱慕，延企箴警，用萌侈心”（《报刘淞芙书》二）。而刘善涵作为一个出身儒门、饱读诗书的寒家子弟，能偶然相遇而结识一位出身豪门且桀傲不凡的同邑世家子弟，当然也是一件人生难得的幸事。因而在初相识之后，他以骈文先颁，主动向谭嗣同表示自己的钦敬和爱慕之心，由此而引发了二人之间较为频繁的书信往来 综合考察二人初相识的谭致刘书札四通，当以《致刘淞芙》十二通之一为谭答谢刘来书并馈赠诗篇和礼品的第一封信。其关键语，一是开篇的“相违咫尺，邈若山河”，指刘善涵虽自光绪十七年（1891）即已考入两湖书院，与谭府近如咫尺，但三年来都与同乡谭嗣同无缘相见，一直没有往来，好像远隔着高山大河，直到1894年春（疑为正月）才在“龙君斋头晤语”相识。二是谭说自己“不识酬酢，深居简出”，直到现在才“知有叔度同里”，即至今才知道有东汉黄宪（字叔度）一样品学超群的人原来还是自己的浏阳同乡。这些话都是二人初相识后首次复函的明证。于是，谭嗣同不仅也以骈文申酬，且“谨具旧墨八丸，乌?一柄，用答厚贶”，并在信中赞刘“见赠之篇，入元和韩、孟之奥；《瘗玉》之作，突初唐四杰之前” 接下来第二封当是《报刘淞芙书》一。其关键语，一是开篇的“乃者奏记申酬，辞渫义陋。将以博孙郎帐下之嗤，何意蒙季重东阿之答”，可知这已不是谭的首次酬答之书，而是前已申酬之后又见到谭的复函并“艺文数通”后的再次致书。二是书中的“三十之年，行见舍去”，可证此书作于谭临近30岁的1894年春二月。因为谭生于清同治四年二月十三日（阳历3月10日），书云“三十之年，行见舍去”，则作书时尚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