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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台湾文学史中张我军及文学生涯中张我军 　　（盐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摘 要： 张我军是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急先锋和奠基者、小说家、诗人、翻译家，但在诸多台湾新文学史中，对张我军的生平和文学活动的介绍大致截止到1929年，而对他的译介几乎未涉及。这一现象不能不令读者质疑：文学生涯中的张我军确是这样吗？他的文学实践活动真的就搁笔于1929年吗？他的译介著作为什么没能纳入史著？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张我军 台湾新文学 目的意识 日本文化 文化视野 在台湾新文学史上，张我军是一个重要的人物，是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急先锋和奠基者、小说家、诗人、翻译家，但在诸多台湾新文学史书写中，或“缺席”，或寥寥数笔，或仅占数百字的篇幅，而能设节、设章评析的屈指可数，即便能设节、设章评析也和其他史著一样，对张我军的生平和文学活动的介绍大致截止到1929年；其次，对他的译介几乎未曾涉及。这一现象不能不令读者质疑：文学生涯中的张我军确是这样吗？他的文学实践活动真的就搁笔于1929年吗？他的译介著作为什么没能纳入史著？本文拟就这些令读者质疑的问题加以研究 一 翻阅现有台湾新文学史著，张我军占据怎样的位置呢？ 张我军的好友、曾是《中国文艺》杂志社社长兼主编的、《在?V东发动的台湾革命运动史略》（张我军为之作序）和《三百年来台湾作家与作品》的著者张深切，曾这样说过：张我军“虽然不能说是新文学的首创人，却可以说是最有力的开拓者之一。他虽然不能说是台湾白话文的发起人，却可以说是最有力的领导者之一。他，在台湾文学史上，应该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1]。“在台湾文学史上，应该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中的“应该”，是就张我军在台湾新文学史中的成就和贡献而言的，但台湾文学书写的事实未必与“应该”相契合。纵观现有诸多台湾文学史及准史类著作，关于张我军大多数未论及，只有少数论及，论及者有的寥寥数语，有的数百字，这与张我军在台湾文学史中的成就和贡献是不对称的。相比之下，陆卓宁、刘登翰、古继堂三位学者的著述，不论在篇幅上还是在深度方面都超越了其他著述。陆卓宁的《20世纪台湾文学史略》（民族出版社，2006）一著，首先从新文学的主张层面对张我军在台湾新文学运动中的贡献做出评价。陆卓宁认为，1924年9月，张我军在《台湾民报》2卷7期上发表的《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和同年11月在《台湾民报》2卷24期上发表的《糟糕的台湾文学界》两篇文章直接而“尖锐地抨击旧文坛，这在台湾文学界还是第一次”，这是“顺应历史潮流和现实发展，向台湾旧文学打响了可贵的第一枪”。“第一枪”的射杀不是张我军的终极目的，他要“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旧文学。陆卓宁评说道，张我军的《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是要“在台湾建设什么新文学、沿着什么方向发展的问题。其意义之重大不言而喻”。对于“建设什么新文学、沿着什么方向发展”，张我军在《新文学运动的意义》（1925年8月发表在《台湾民报》67号上）一文中明确表示：一是“白话文学的建设”，二是“台湾语言的改造”。他的“这一主张是民族的、爱国的，服务于反同化斗争的”，是从“文化的归属与统一”，并“结合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实际而强调对地区性语言的改造”[2]。应该说，陆卓宁对张我军的这四篇文章在台湾新文学运动中的作用的评价是准确而贴切的，满足了张深切所说的“应该”的期待。陆卓宁不仅从历史的角度肯定了张我军的理论主张的历史必要性、殖民同化反叛性和文学实践适时性，以及文化发展先进性，还对张我军的诗歌与小说做了深入评析，以此表明张我军文学实践与理论的一致性。刘登翰等主编的《台湾文学史》（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开设专节论述“张我军的理论贡献与创作实践”。该节从“生活经历和文学创作”、“建设新文学的基本理论主张”、“新诗集《乱都之恋》及短篇小说创作”和“文学上的主要成就与局限”四个方面展开阐述。该著认为，张我军在1925年间发表的《文学革命运动以来》、《诗体的解放》、《新文学运动的意义》、《文艺上的诸主义》等论文，其“建树最大的”是“确定了台湾新文学的根本属性”、“深入论述了诗体解放的主张”和“提出了建设台湾新文学语言的根本原则”三个方面[3]。此外，该著还评价了张我军在“文学上的主要成就”，即其“文艺批评与理论建设，发挥了先锋作用与桥梁作用”，“为崛起的新文学打下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针对台湾“现代文学的取向与面临的新问题”，明确提出“现代文学语言建设的根本方向与主要途径”，其文学“实践”，“对于形成语体文的文风发挥了先导作用”；其“诗歌、小说创作”，“在内容与形式上先行革新”，“在描写大陆题材，表现爱情婚姻与个性解放主题，反映内心感情世界等方面，发挥开拓作用，并以蕴含大陆风光和浪漫气息而独辟一格”。该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