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理论的再思考论文.docVIP

　　对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理论的再思考论文 【内容摘要】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是行政执法程序证明责任的延续和再现，其基本的标准为：诉讼的提起，要求原告应首先负推进的责任；在行政程序中主张权利成立的一方在行政诉讼中仍要对权利成立要件负举证责任，另一方对所主张的权利妨害要件或者权利消灭要件负举证责任。但是，上述分配规则如果在特定的情境中会产生不合理、违背行政诉讼目的的结果时，就必须结合行政诉讼属性和利益衡量来作个别的调整和分配。 【关键词】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 一、问题之所在 亘古以来，证明问题（thequestionofproof）在确定家庭关系、所有权、名誉和商事关系，刑事诉讼程序.freelentorinproducingevidence）。由此观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一项要求原告“证明起诉符合法定条件”，的确颇合诉讼原理。法国行政法上也存在同样的理论。在法国，行政机关有先于作出决定和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特权（prerogativetotakepreemptivedecisionandcarryoutenforcementmeasuresonitsoericanTruckingAssns.,Inc.v.UnitedStates,344U.S298,319-320(1953)案中，是这么说的：“裁决或命令的建议者负举证责任，意思是不仅提起裁决程序的当事人（thepartyinitiatingtheproceeding）要负一般的推进责任，使得案件表面上证据确凿（thepartyinitiatingtheproceedinghasthegeneralburdenofingforafaciecase），而且持不同主张的另一方当事人也要为其主张成立举证。”在Sen.Doc.No.248,97thCong.,2dSess.208,207(1948)和EnvironmentalDefenseFund,Inc.(EDF)v.EPA,548F.2d998(D.C.Cir.1976)案中，所作的解释都是将上述举证责任视为推进责任（burdenofgoingforateburdenofpersuasion）。那么，在证据不足或者不具有确信力时，承担败诉结果的是对命令的反对者，而不是建议者。由于在美国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是上述行政程序证明责任的重演和再现，也就是说两者是同一的，这就可能造成在诉讼上原告承担过多负担，并且存在着由于诉讼的巧拙、诉讼能力的差异而左右诉讼结果的危险性。然而，像美国这样的实行当事人主义的国家之所以能够使案件审判大致公平，除历史传统原因外，是因为客观上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和配套制度，如要求行政程序完备，实行行政案卷主义、信息公开、理由附记、文书提出、律师代理等制度。这些制度使原告取证举证的能力增强，平衡了原被告的力量，使当事人主义模式的实现有了可能性。 职权主义模式中法院不受当事人主张和举证范围的限制，可依职权进行调查，同时可对“自由”裁量和纯技术问题进行全面调查。采用这种模式的大多是有独立行政诉讼程序的大陆法系国家。它强调客观性、实体性真实的发现，认为如完全实行辩论主义，可能会出现侵害公益的情况，不合依法行政原理，因而需要法院的介入和全面审查。在这种模式下，当事人的举证活动并非查明案件事实的唯一手段，法院可以进行职权调查，原告的一些举证困难可能因此解决，相反被告的举证责任则因为审查范围的加大（自由裁量、技术性问题）而增加。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公民调取证据。”因而建构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标准应置于职权主义模式的内在要求下。从行政执法程序中得出的标准在职权主义模式同样是适用的，职权主义只是增加了法院的证明责任，从而在某些时候帮助相对人完成举证任务。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从行政执法程序中得出的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标准基本符合行政诉讼属性，因而印证了行政执法程序举证责任同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对应关系，也说明从行政执法程序角度考察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视角的可行性。但是，如果在个案的审理中出现不合理、有悖上述诉讼目的的情况，法官可以通过职权主义来加以适度的干预，根据行政诉讼的目的，正本清源，重新分配了。 四、利益考量的辅助作用不容忽视 行政执法程序为举证责任分配提供了思路和实现的可能性，行政诉讼属性为举证责任分配提供了原则性指导并印证了基本标准的合理性。然而行政诉讼具体案件情况千差万别，一种绝对的、机械的、断然的标准将无法适应个案公平合理的需要，于是在个案层面上就出现利益考量问题。利益考量并不是要抛开标准和指导原则，而是对指导原则的细化和对标准的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