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对外资流入的影响论文.docVIP

　　中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对外资流入的影响论文 .freelrod(1990)和Hines(1996)研究了实行免税制国家(包括对境外所得征税很低的国家)和实行抵免制国家的外国投资者对东道国税率变化的反应，发现来自于免税制国家的外国投资者对东道国税率的变化较敏感，当东道国税率提高时，这些投资者更倾向于减少在东道国的投资。李宗卉(2006)也发现，当东道国政府通过税收优惠的方式吸引外国投资者时，实行税收抵免制国家的投资者往往无法获得东道国让渡的利益。为此，发达国家通过与发展中国家签订税收协定，对发展中国家给予外国投资者的税收优惠采取饶让抵免，从而使发达国家的投资者获得发展中东道国提供的税收优惠。所以，对实行免税制及与中国签订饶让抵免协定的国家的外国投资者而言，其在中国经营的税负代表了其经营的成本，中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及外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调整会对这些外资企业的税后收益产生影响，而对实行抵免制且未签订饶让协定国家的外商投资企业的税后收益无影响。 在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来源于地中，实行抵免制但与中国签订税收饶让的有日本、德国、韩国、新加坡，2004年这些国家在华的直接投资占外资总额的24.36%，实行免税制的国家和地区是香港、萨摩亚、开曼群岛、维尔京群岛(其中，开曼群岛不征收企业所得税，维尔京群岛对境外所得征收极低的所得税，其效果均等同于实行免税制的国家)，它们的投资占47.66%。台湾对自然人的境外所得采取地域税收管辖权，对企业的境外所得实行抵免制，但不给予税收饶让。美国实行抵免制且不给予税收饶让。可见，超过70%的境外投资的收益会因对外资企业税收政策的调整而有所减少，这些投资者的在华投资决策很可能受到影响，其他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则不受影响。 2.两税合并对不同投资目的外商投资企业的影响。在中国的外资企业中，一部分是为了进入中国这个潜力巨大的市场而进行投资的。例如，全球500强公司中已有400多家在中国设立了子公司或分支机构，很多跨国公司纷纷将地区总部迁往北京、上海等地，这些企业进入中国更多的是看中了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对全球经济波动有较强的抵御能力，具有市场“蓄水池”的作用。中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合并对它们的在华投资影响不大。也有的外商投资企业仅仅是为了实现避税的目的而在中国进行投资的。两税合并必然对这些来源于国际避税地的外资企业的税后收益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大大影响其在华投资决策。 在上述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来源国家和地区中，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新加坡不征收企业所得税或企业所得税率极低，香港、萨摩亚只实行地域税收管辖权，对来源于境外的所得不征税。来自于这些国际避税地的国家和地区的外资额占中国吸引外资总额的50.97%。因此，大约50%的境外投资受两税合并的影响较大。 3.两税合并对不同规模的外商投资企业的影响。对大规模的投资，企业决策往往较谨慎，总是需要考察一个地区的综合投资环境，包括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质量劳动力的可获得性、基础设施水平、产业集聚情况等因素，税收只是一般影响因素而不是决定性因素。中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合并对跨国公司大规模投资决策的影响较小。进行小规模投资的企业往往较灵活，当一个地区的经营成本上升而导致利润下降时，企业往往选择离开。例如台商投资企业的迁移潮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台商往往选择在东南亚国家投资设厂，中国改革开放后，台商选择在地理位置较近、开放程度较高的珠三角地区投资设厂，当2免3减半的优惠期满后，台商投资企业迁往苏州工业园区设立新工厂，新工厂的优惠期满后，台商投资企业开始了又一次的迁移，迁移的目的地是环渤海地区。由于这些台资企业规模较小、采取厂房租赁的形式生产，因此其迁移的成本较低。对这样的外资企业，中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合并会对其产生较大冲击。 4.两税合并对不同产品流向的外商投资企业的影响。根据产成品的最终流向，外商投资企业可以分为服务东道国市场的外资企业和以出口为主的外资企业。以中国市场作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外资企业对税收政策变化的敏感度不高。因为这些企业如果不在中国生产，它们需要重新选择生产地点，然后采取出口的方式销往中国。远离中国市场不仅增加了运输成本，同时使企业面临贸易壁垒等不确定性政策，还使企业远离了消费者，难以对消费者的偏好变化做出及时的调整。对于以出口为主的外资企业，尤其是来料加工的外资企业，它们进入中国就是为了获得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当税收政策改变而带来税收负担增加时，它们很可能会在全球范围重新考虑最佳生产地点，两税合并可能使其投资决策发生变化。 5.两税合并对不同部门的外商投资企业的影响。相对于重工业而言，轻工业，尤其是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如食品制造、饮料制造、纺织业、服装及纤维制品制造业、木材加工业、家具制造业等，具有技术含量低、投资规模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