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严格责任看中国传统刑法理关于 突破——从奸淫幼女罪个案谈起论文.docVIP

　　从严格责任看中国传统刑法理关于 突破——从奸淫幼女罪个案谈起论文 .ell）法官坚持普林斯案的判决，但是他仍然认为，如果D得到了女孩父母的同意，他就会有很好的保护理由。这个女孩：（1）不满16岁；（2）在父母的监护下；（3）父母反对标志着存在犯罪行为。所有这些情况，对证实存在犯罪行为都同等重要，而按照法律的要求，犯意只考虑（2）和（3），不考虑（1）。 五、借鉴与移植——严格责任在中国之命运 作为一项刑法制度，有的学者认为，严格责任是英美法系国家刑法所特有的，而大陆法系国家的犯罪构成理论原则上是排斥严格责任的。实际上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在意大利刑法中的对于“超故意”的解释我们认为也应是一种严格责任。“超故意”实质是撇开主体对结果的心里态度来决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只要行为与结果之间有客观因果联系，就可以决定行为人的严格责任，因为“行为人应对其不希望发生的结果”承担责任。这里的“不希望”当然包括无过失的心态。对与严格责任在我国刑法中是否存在这一问题，有不同观点：陈兴良教授认为：“在当前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中不存在严格责任，而且将来也不应采用严格责任。罪过责任始终是我国刑事责任的原则”肯定论者认为，“为了增强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和提高人们的注意力，同时为加强对某些特殊对象的特别保护，有必要在我国刑法中规定严格责任。”“无论从预防和打击犯罪的角度着眼，还是从节省诉讼成本和提高司法效率来看，都有必要选择严格责任。”我们认为，无论是在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中还是在定罪理论中多强调主客观一致原则，因此，在我国传统的刑法理论中还未真正吸收有关严格责任的理论，但是，不容否认，在我国的刑事立法中却存在大量没有明确规定的主观罪过形式，尽管有些是可以被认为属于不言自明的，但有相当一部分是无法从条文上看出来的。例如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从该条款就看不出奸淫幼女罪的成立是否要求以“明知”为要件，以至于在司法实践中定罪不统一。此外，象对于结果加重犯也在量刑上加重对行为人的处罚，其实，对于加重结果的出现有的也是行为人没有罪过的。在我们的观点看来，严格责任中的“缺乏主观罪过”并不是绝对的“缺乏”而仅仅是在刑事立法中未对这一主观罪过的具体形式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在李文燕、邓子滨：“论我国刑法中的严格责任”一文中，他们把刑法分则的这些条文概括为“罪过形式的存疑条款”，归纳出我国刑法中存在着大量的所谓的“模糊罪过”，这一概念的提出，我们认为有重要价值，其实，这种“模糊”就是界于间接故意和过于自信的过失之间。这些所谓的“罪过形式的存疑条款”他们认为有的是立法者的疏漏，有的则是立法者为对应复杂的司法形势而有意识的设置。 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严格责任与刑法理论中不认可不包容之间存在着冲突。对于严格责任在我国是否可以生根甚至开花结果，我们有必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本土资源来加以考察。首先、应当承认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这样的一些案件，即要求公诉方很难证明被告人“明知”，例如，奸淫幼女罪中的被告，其实是很难证明行为人是否真的知道被害人的年龄已满14周岁；其次，由于要证明“明知”而给公众带来的危害远远大于因不要求“明知”而给被告人带来的不公正性。例如象一些环境污染案件，它的危害对象具有不特定性，这就正如肯尼迪勋爵法官（Kennedy）说：“”我认为，该法应采取这样的政策：假如一个人为获利选择从事可能给人类健康带来死亡或者伤害危险的出售业务，他就必须为此而承担一定的风险。“再次，严格责任并不是总是针对某一犯罪，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内容也随之发生变化，例如在英国，严格责任的内容就经历了出卖不合格的食物、饮料或出卖给不合适的对象；有关环境的犯罪，毒品犯罪和路面交通安全等的变化。对于严格责任即使是在西方国家的适用也越来越慎重，他们从立法的主题、罪行的危害程度、刑罚的最高限度以及严格责任的适用是否有助于法律的实施等方面去考虑。此外，对于严格责任有多严，任何人也说不清楚。因此，如果笼统地肯定和全盘地否定都不是真正的务实的态度，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采用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方法来对待一种新的制度。如果在我国完全按照主客观一致的原则，则势必会使刑法的惩罚功能大大弱化，使很多犯罪得以逃脱，如果不加分析地完全引进严格责任就有可能导致对被告的不利，所以，几种折中的方案是值得讨论的，而且它已经在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发展了： 第一、被告可能在公诉方未证明任何犯意的情况下被定罪，但是如果他能以可能的优势证据证明自己缺乏犯意，即他诚实地相信存在一种事实状态，如果这种事态真的存在，就会使其行为完全无辜，那么可被宣告无罪； 第二、被告可能在公诉方未证明任何犯意的情况下被定罪，但是如果他能以可能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