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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保障义务与物件损害责任的规范领域 　　安全保障义务与物件致损责任都是在注意义务下运行，虽同是物件致人损害，却存在性质之别。其归责也不同，一为过错责任，一为过错推定规则。我国立法将安全保障义务与物件损害责任分立，使其有各自的规范领域。但二者之间的“楚河汉界”如何划定，其关系如何，立法并未给出答案，任务落于司法实务者肩上。法律根植于社会生活，司法必须关注生活现象。兹以例为引展开讨论。 　　A到B公司了解所购房屋建设进度进入售楼部大门时，因玻璃门断裂坠落致A受伤，对该纠纷责任性质，一种意见认为B应该承担安全保障义务责任;另一种意见认为，B应该承担物件损害责任。 　　设该案例中落地溅起的玻璃碎片又造成在门外玩耍的未成年人C受伤。对该一物伤二人纠纷责任性质又当如何认定。 　　安全保障义务与物件损害责任在法条上似乎泾渭分明，并无模糊性，而在实务中却产生如此分歧，其原因值得探究。 　　一、规范比较 　　《侵权责任法》将安全保障义务规定在第四章“关于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中，而物件致损列在第十一章“物件损害责任”立法对二者界线似乎作了清晰划分。仔细考察，二者界线又不甚明了。从责任主体的特殊性上区分，学校、银行等的社会活动自是不同于其他行业单位社会活动，但安全保障义务归责事由中也存在物件致损的情形。在物件损害责任中，除一般责任主体外，同样也存在学校、银行等特殊主体。 　　一般认为，1993年10月通过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7条首次确立了安全保障义务，其内容为“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但该条系宣示性条款，并不具体。随着发生在经营场所和群体性活动中的损害赔偿纠纷日夜增多，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中具体了安全保障义务责任，规定“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安全保障义务责任案例开始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出现。该条保护的仅为人身损害，而不包括财产损害。归纳散存于其他法律、法规中的安全保障义务规定，吸收司法解释和司法实务实践中的精华，《侵权责任法》第37条以立法形式确立了安全保障义务，安全保障义务进入侵权法领域，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此条规定使侵权法扩张到了合同领域，原为合同附随义务的安全保障义务纳入侵权法调整范围，安全保障义务从最初的合同责任飘移向侵权责任。按照《公司法》规定，经营场所是指企业法人主要业务活动、经营活动的处所。侵权法中的“经营场所”可泛指公司、企业的一切经营所使用的场所。公共场所的外延大于经营场所。 　　《侵权责任法》第37条面临着两个概念必须界定：公共场所和群众性活动。按照《侵权责任法》第37条和国务院颁发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2条的列举，公共场所具备两个特征：公共性和管理性。按照一般定义，公共场所是提供公众进行工作、学习、经济、文化、社交、娱乐、体育、参观、医疗、卫生、休息、旅游和满足部分生活需求所使用的一切公用建筑物、场所及其设施的总称。公共性，就是公众可以自由进出的地方;管理性，是对进出人的安全负有保护义务，使其不受伤害的责任。关于群众性活动的界定，根据国务院《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及其他行政治安管理方面的规定，可以将其界定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面向社会公众举办的具有公益性的或不属于其日常业务范围内举办的活动。 　　安全保障义务是指社会交往活动中应尽到合理的注意， 防止危险发生，损害他人。从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中，它具备三个特征：合理注意义务;积极保障作为的义务;发生在具有特定关系的人之间。安全保障义务的形式广泛，包括告知义务、警示义务、防范义务、保护义务、救助义务等。 　　现实生活中，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行为经常发生在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场所，如旅馆、饭店、银行、娱乐等场所，使得安全保障义务明显带有合同责任性质。但合同责任过窄，不能有效保护受害人利益，也难以保护大量存在的潜在的消费者的安全利益。经营者包括营业性经营者和公益性经营者。 　　“祸从天降”的事件不乏其例。《民法通则》第126条规定：“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它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在民法理论上，物件等同于人的手臂的延长，所以，其责任主体为所有人或管理人，而受害人为不特定人。归责事由不是物的危险性，而是人的过失，如法谚“无过失即无责任”而对注意义务的违反即为过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