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徽州文艺复兴运动鼓与呼.doc

我们为什么要纪念徽州？我们将怎样纪念徽州？ ——为徽州文艺复兴运动鼓与呼！ 徽州吴子桐2009年5月23日于京华濠濮居 感谢方利山教授和徽州同仁、同好发起举办纪念徽州得名888周年的活动，今天的大会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因公务繁忙，无缘躬逢盛会。我谨以提出三个问题和我对此的粗浅思考，作为向大会递交的书面发言。 一、徽州在哪里？ 我想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徽州在哪里？” 孔夫子有云：“为政必先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我们举行纪念徽州得名888周年的活动，必须首先发问：何谓徽州？徽州888年前即有得名，但是我们今天纪念徽州，却是寄托着一丝无奈和忧愁。 18世纪晚期，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德意志仍然是四分五裂、邦国林立的状态，一个统一的德国远未到来。著名德意志诗人席勒对此曾这样感慨：“德意志兰？它在哪里？我找不到那块地方。” 摊开最新版的中国地图，在山清水秀的皖南，完全找不到“徽州”的名字。那个曾经涌现过朱子、戴震、胡适等出类拔萃之辈的徽州，那个曾经在中国文化史、中国商业史上浓墨重彩写下自己名字的徽州，已在世人的视野中渐行渐远。我们发起隆重纪念徽州得名888周年活动，溯本正源，我们不禁要发问：“徽州在哪里？”我近十年来对徽州问题的思考，可以说也是围绕着“徽州在哪里”这个问题而展开。 2005年的夏天，我曾经和北京大学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去老校长胡适先生的故里绩溪支教。在绩溪中学的课堂上，我曾主讲过《徽州在哪里》一课。一位从四十多里山路外赶来听课的长者，给我发来这样的短信：“徽州在我心里”，令我颇为感动，也隐约中仿佛指引了解答“徽州在哪里”的方向。 在绩溪中学的最后一堂电影课，放映的是由余华小说改编的《活着》。窗外风雨大作，隐忍了一个多月的雨水以雷霆万钧之势从天际瓢泼而下。电影里讲的是一个地主家庭的破落户半个多世纪以来艰辛悲怆的故事，教室里弥漫着沉郁的气息。我轻轻地推开门，在走廊上看这滂沱大雨。因为雨已经下了一阵的缘故，如黛的远山清晰可见，缥缈的雾气环绕其间。雨越下越大，地上溅起斗大的水花，阵阵雨声如同激越的行军曲一般，敲打着我的心灵。这时，绩溪“稼研会”会长周文甫老师递给我一封楚茹先生的来信。 楚茹先生原名程扶錞政协十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0583号（人事福利类085号）提案 徽州籍著名学者汪世清先生指出：“文化大多孕育在文献之中，并借以传播于久远。作为文化的载体，文献本身又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之加以分析研究，可以揭示文化的形态及其发展过程。从探索各种文化形态的形成和发展而言，文献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因而文献的搜集、保存和整理，便是一件值得十分重视的千秋大业。”（《歙事闲谭》序言） 选编整理徽州乡邦文献是徽州学者的学术传统之一。早在南宋淳熙二年乙未年（公元1175年），便有歙县人罗愿编撰的《新安志》十卷问世。此后，明代休宁人程敏政辑录大量第一手资料，成书《新安文献志》，是第一次辑录徽州原始文献的总汇。歙县人汪道昆的《太函集》、许承尧的《歙事闲谭》等，皆是沿着这样的学术路径而涌现的大家之作。此外，徽州所辖六县也都撰有多部县志，保存记录了大量第一手文献资料。 新时期的徽州学术要继承选编整理徽州乡邦文献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用新的学术方法进行研究。上个世纪胡适先生倡导和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典范。 再者，当下“徽州学”已经成为“显学”，但研究徽州还亟须开阔视野，突破传统史学的范式，要汲取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化人类学等多门学科的养分，从多种角度来研究徽州文化，惟其如此才有可能在徽州学研究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陈寅恪先生曾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里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入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上个世纪徽州文书的大量发现，提供了研究明清市民社会的全新材料，满足了陈寅恪先生提出的学术进步所依赖的“新材料”之条件。徽州文书的发现，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徽州学得以真正成为一门学科。或者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类比，徽州文书之于徽州学的意义，丝毫不亚于敦煌经卷之于敦煌学。 以往“徽州学”的研究，以中国传统史学为根基，历经几代学者的努力，取得了相当出色的成就。但当下徽州学的研究除了对文书、家谱的研究之外，还需要发现有意义的新课题，继而符合陈寅恪先生提出的“新问题”之治学要求。 以戴震、凌廷堪等为代表的徽州朴学，在清朝乾嘉学术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胡适之、陶行知这两位徽州先贤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做出了开创性的学术贡献。我们更希冀今天的学者能在徽州的学术研究上，涌现诸如费孝通先生《江村经济》等具有世界水平的学术成果，希冀在学术领域形成独具特色的徽州学派，涌现新一代的著名学者。 综上所述：徽州法统的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