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洪绶版画艺术研究.doc

陈洪绶版画艺术研究 陈洪绶版画艺术研究 陈洪绶是17世纪中国人物画大家。他不随众，在艺术理论上有自己独到的认识，陈洪绶处于人物画长时间空白期的一个节点，正是因为陈洪绶师法古人，所以其艺术面貌异于常人，呈现出一种高古的风格样式，甚至有些“怪”。他版画作品作为其人物画的延伸，传播广泛，内容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所以有其深刻的时代性和艺术性。本文试图从他的版画作品着手，分析作品中所体现的独创性和文人情怀，并论述时代在他版画作品面貌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以及刻工与画家的工作方式问题。 　　陈洪绶对山水、花鸟也都有涉猎，对他的研究因其重要影响所以也比较详实。对于陈洪绶的研究不足之处还是存在的，以版画为例，对于画家和刻工的工作關系论述较少，仅是以“不失画家笔意”来谈论对于刻工的赞扬，未深入从刻工的实际情况出发，来描述画家和刻工各自的工作。笔者从版画实践出发并结合现有史料进行了许多的探索，论述刻工对于陈洪绶版画画稿的转化问题。 　　一、刻工对陈洪绶画稿的转化处理 　　陈洪绶处在版画大发展、大繁荣的节点上，陈洪绶参与到版画的创作当中，有其自身对于市民文学的热衷有关，同时也有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他在版画上的贡献是巨大的，他把文人的审美情趣寄托在版画作品当中，提高了当时版画插图的艺术层次，同时也影响了市民阶层的审美取向。 　　从选材上来看 　　《九歌图》人物十一幅，其中，《屈子行吟图》尤为精彩，陈洪绶创造的屈原形象与文学作品的描述达到了高度的契合，后世心目中的屈原形象即来自此图。《九歌图》、《屈子行吟图》，皆取自古典文学，试想如果他对古典文学不感兴趣，也不会“戏为此图，两日便就”。通过这可以反映出陈洪绶是具有古典文化知识储备的文人画家，这也是他区别于其他职业画家的地方。 　　《博古叶子》，作于陈洪绶五十四岁时。里面每一幅画表现一个历史人物，陈洪绶对于人物性格的揣摩与描绘十分精准，这都要求他对每一位历史人物熟知的前提下，没有一定的知识储备不可能做到对人物表现的准确。 　　艺术特色 　　《九歌图》、《屈子行吟图》是属于早期的作品，人物采用白描的表现方式，依靠用线来表现物象的质感。白描给人的感觉就是整体而纯粹，画家安排不大的人物，周围被大面积的空白所围绕，形成对比。坚硬的盔甲、飘举的衣服、装饰性的描绘都在画面当中得到了很好的表达。从构图上来看，只是屈原像略带背景。十二幅画中，人物形象多以四分之三侧站立，其中有三幅背对观者，分别是湘夫人、礼魂、少司命。人物背对观者，表达出了某种情绪的存在，让人遐想，同时也丰富了整套插图的形式意味。高居翰指出，“女神背对我们，这是陈洪绶惯用的表现手法。此一姿态暗示着内向，或是不愿意理会观者的注意和感受。”[1] 　　《张深之正北西厢》六幅图中，由项南洲刊刻。其中《窥简》一图，被众多学者认为最为精彩，对于此画的分析相对也较为细致全面。陈洪绶在描述情节的同时不忘再创造，使插图既附属于文本又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这与陈洪绶本人的艺术修养与追求是分不开的。比如说对于画面中屏风上所绘四景的描绘暗含两人恋情的始终，凸显了其文人素养和高超的绘画才能。《解围》中，只现身两名身穿铠甲的人物，却暗含出紧张的军事气氛。如此浪漫的表现手法在德拉克罗瓦的《自由领导人民》中也有类似的表现，德拉克罗瓦在画面中只布置有数的几个人出现在画面上，但是却表现出了千军万马的气场。 　　二、与雕刻名工的合作 　　万历时期木刻版画的繁盛离不开徽派版画的推波助澜，黄氏一家对于徽派版画的贡献又是显而易见的。郑振铎先生称“徽派木刻画家们是中国木刻画史里的‘天之骄子’。”[2]面对画家的画稿，刻工也是要进行转化的，因为毕竟版画的表现力还是受限制的，远不如毛笔在宣纸上那么灵活，可以随心所欲，但是版画有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力。首先比较一下在对头部的处理塑造上，用色彩和墨色的深浅对头部进行塑造，形象塑造比较逼真而且很容易出效果，版画作品，因为缺少色彩的搭配，只能进行黑白灰的版画处理方式，平面感和装饰感强烈。版画有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力，有些版画效果可能用画笔很难做到，但是使用版画的方式会很轻易的得到。例如，在黑色区域里布置一条细长均匀的白线，如果采用画笔描绘的话会很费时费力，可是如果采用版画的手法，阴刻的方式，会很轻易得到一条白线。张深之正北西厢插图之二双文小像，对于莺莺头部的塑造十分讲究，把头发处理成一块相对完整的黑色色块，几条长短有序、穿插有度的白色线条分配在黑色色块当中，黑色块当中又点缀几个白色配饰，同时又与白皙的面容形成鲜明的黑白对比，黑白灰安排的十分巧妙，装饰感十足。在这里笔者想说的是，面对画家精细入微的绘画，刻工可能会对画家的画稿进行一定的转换和整合，舍弃一些细节，加强一些对比。在陈洪绶白描作品中，画家对于头发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