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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界难医自身灰色痼疾 对于目前医疗领域存在的灰色收入现象，业内认为，要想改变这种现象，短时间内几乎不可能，现在所实行的“医药分家”和“药品招标采购”都不见得是良方 宋小欣是北京某著名三甲医院的副主任医师，一次外出忘记带上手机，回到家一看，仅半天多时间，手机上已有２７个未接电话，其中２１个电话没有重样，全是医药代表打来的。 “在医药代表这样猛烈的攻势下，医生根本没有不吃回扣的。”宋小欣对《财经时报》说，“我们是常在河边走，而且是在浪头汹涌的河边，没有人的鞋是干的。” 医疗领域无处不在的灰色收入，主要以三种方式存在于医疗行业中——拿红包、吃回扣和走穴。 拿红包 据一家医院急救室的一位医生介绍，他在大学学医时受到的教育是：遇到车祸事故等群体伤者抢救时，那些拼命叫唤、呻吟的可以先放在一边，反倒是那些没什么声息的得先抢救，因为他们已经快不行了。但他在工作后发现，这种“人命关天”的抢救顺序有时会被金钱扭曲。在早已严重超载的某妇幼医院住院部，记者看到了刚刚生完小孩的袁小倩。因为父母都是北京一家著名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尽管前头排了一个“加强班”的人，袁小倩在临产前半个多月就能住上院。 后来，袁小倩需要进行剖腹产，手术前她和老公商量：“虽然在医院有亲戚，但该打点还得打点，这是规矩。” 她老公在床头掰着指头给记者算：“主刀的大夫１５００元，帮忙的大夫５００元，在场的３名护士每人３００元，麻醉师３００元，这是做手术的。住院期间还要给负责料理的护士送点东西，走的时候，给护士值班室送去了两箱可乐，她们很高兴地收下了。”袁小倩这次生孩子，住院半个多月，光是红包就送了近５０００元，还不算更高昂的住院费和治疗费。“如果不认识人，花得还要多。”她说。 新疆乌鲁木齐一家三级医院的外科主任医师王磊告诉记者：在他们那里，一般的大手术，主刀大夫可以拿１０００元到３０００元；在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有名的医生可以拿到５０００元。 拿红包的主要是外科手术医生，而且拿红包是医生灰色收入中最不安全的一种。比如手术后的并发症，如果病人手术后出现这类问题可能要找医生算账，拿红包的医生一般害怕因此成为被告，所以很多人不是不想拿，是不敢拿。 回扣以貌取人是服务行业的“通病”，在医院里则有着特别的意味。 “到医院看病，最好穿得寒酸些，因为医生会边看病边打量你的衣着。如果看出你有钱，医生会给你开最贵的药。”宋小欣医生的话可以让人们部分明白，为什么看病时医生总是异常热心地询问患者干什么工作，收入高不高，原来是在探听病人的囊中虚实。据卫生部门提供的资料显示，去年我国居民平均每人看一次病要花７９元，住院要花２８９１元。这两项费用中，药费分别占了６０％和４７％，这说明，药费是决定医疗费用的最主要因素。 药品从出厂到进入消费者手里要经过多道程序，在各级代理商的流通领域，药品的价格已经翻到出厂价的数倍。其中国家规定，三甲医院最多只能在药厂提供的进货价上加价１５％（其他级别的医院依次递减），同时，医院还可以从药厂的进货价中提取５％的利润。作为医疗机构，医院从药费中赚取的钱比起药价本身来说似乎并不多，约２０％左右。但圈内人士透露，流通环节中还得折进给医生的大约１０％－３０％的回扣，有的甚至更高。可以看出，医生从药品吃回扣已成为药价虚高的重要原因。 为了打点医生和医院的有关环节，药厂除了送钱和送礼外，组织医生旅游更成了家常便饭。宋小欣告诉记者，在她们医院存在着三种“级别”的旅游：医院院长一级是每隔一个月的“欧美游”，药房主任级别是每个月的“国内游”，而各科有处方权的大夫则是隔个几周的“京郊游”。“搞定院长，是为了让大宗药品可以进院；搞定药剂科主任，可以让药房在一般情况下尽可能地多进药，有时明明是其他的药没有了，这种药还有，但药房仍然会进这种药；搞定大夫是因为，有开处方权的大夫是药品销售的最终环节，医药代表必须和科室中几个主要医生建立好关系。整个一套从上到下都要打点，这些医药代表也够累的” 。“医药代表的典型形象，就是拿着一个贵重样子的皮包大摇大摆地到医院去，不干别的，就是给医生点钱。”药品销售人员杨力伟对记者说，“有些医生算得精着呢！有时因为回扣不均的事，几个医生吵打起来，我就碰见过几次。”对医药代表来说，攻克一家医院可以说像攻克一座堡垒，任务艰巨，但攻下后，就可以坐着收钱了，有的成功的医药代表仅仅一年就买了车和房。更让人惊奇的是，这些被攻下的“堡垒”，竟可以成为医药代表的“领地”，被卖来卖去。“卖药属于自己独立经营，这与在大公司打工并不一样”。杨力伟原来是生物系本科生，毕业没多久就开始倒腾医药生意，两三年赚了几十万元，他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卖药经历： １９９９年前后，杨在福建福州开拓医药业务，为了拿下当地一家大型医院，他拿了４万元现金去攻城，最后“拍倒”了一位副院长。当时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