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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立场与本土意识——论非马诗歌的艺术世界　　[论文摘要]非马的诗歌简朴，但却有着无穷的蕴意，纵观非马的诗歌世界会发现其中有着十分鲜明的中国立场与本土意识。本文尝试从其创作思想、创作内容等方面分析，探究非马诗歌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立场与本土意识。　　[论文关键词]非马诗歌　中国立场　本土意识　忧患意识　现实主义传统　　非马，原名马为义，广东潮阳人，1936年出生于台湾台中市。1957年毕业于台北工业专科学校，之后出国留学，先后取得了开马大学和威斯康辛大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并在美国阿冈国家研究所从事能源及环境研究工作。诗歌的创作是非马的业余消遣，但从1957年发表第一首诗作至今，非马已在台湾、大陆、港澳、欧美等地的多家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几百首诗歌，一些作品也入选了相当有影响的选本，并且多次获得奖项，特别是在60年代现代主义盛行的台湾，非马的诗歌就因其独树一帜的鲜明的中国立场和本土意识而对文坛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　　区拱教授认为：“在对外国文学研究、翻译和借鉴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本土性和当代性(我)将其概括为‘本土意识’。……本土意识的核心是民族文化意识，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个人身上表现为不同的时代意识和主体意识。”…对于这个社会上的任何一个人而言，他都是生活在一定的文化领域中的，因此，在其成长的过程中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受到本民族文化的影响，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这种影响逐渐渗透、沉淀，直到对整个民族所有成员产生了共同的影响，积淀在每个民族成员的无意识深处，因此，不同的地域的人们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文化意识是不尽相同的，也就是说其表现出了一定的本土意识。纵观非马的几百首诗歌，你会发现有一股浓浓的中国本土意识如地表下滚烫的岩浆喷涌而出，使其诗歌表现出了更为独特的特色。本文尝试从其创作思想、创作内容等方面分析、探究非马诗歌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立场与本土意识。　　一、非马创作思想的牵引：深沉的忧患意识　　所谓“忧患意识”，亦即人们基于对陷入困境抑或对于即将发生或可能发生的种种不利情况所引起的一种情感反映，它蕴含着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深刻思考和对社会现实中各种不合理因素的尖锐批判。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儒家思想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主干结构，最能体现中国文化忧患意识的特点。儒家思想中有关中国文化忧患意识的阐释，对中国文学忧患意识的产生和文化审美内涵的构成，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儒家所认定的深沉而浩大的忧患意识，作为在相对不变的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下，代代相承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已积淀成一种“集体无意识”。　　而这种忧患的意识在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是因为文人学者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观察认识社会的能力，故而容易洞察到社会的阴暗面，对社会的现状产生不满，进而抨击社会，产生比常人更深的忧患意识。例如孟子就曾说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君子有终生之忧，无一朝之患”；《礼记》告诫执政者“虽危，起居竞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屈原“长太息以掩涕泣，哀民生之多艰；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大有责”；魏源“不忧一家寒，所忧四海饥”等等，都表达出了我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诗人的深深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极为重要的价值观念，体现着一种崇高的社会历史责任感和勇于担当人间忧患的悲悯情怀。　　非马虽然身在异国他乡，但是，他的生活源头和创作发表的基地，仍然是台湾，他虽然在美国已经生活了2O多年，但他的诗的根仍然远远地深扎在台湾的土壤里。(《平地喷泉》)非马在其家乡广东潮阳渡过了十二载春秋，之后又到了台湾，虽然后来又到美国留学，但是应该说，中国传统文化早已渗透到了非马的心中。作为一位身居海外的炎黄子孙，他的诗充满了对生育他的这片土地——台湾与大陆，以及繁衍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所特有的血脉挚爱。特别是非马亲身经历过战乱，经历过辗转流离的生活，因此，非马的诗歌创作有着现实人生的批判精神，他的创作中贯穿着诗人对社会现状和人类生存境遇的严肃的思考，有着深沉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继承了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传统。　　例如非马有一首十分有名的诗歌《醉汉》。诗中的醉汉在寻觅着回家的路，在努力地向母亲靠近，其实这是其在少年时代离开家乡到达台湾，与家乡的亲人两相遥望，备受思念的折磨的反映。“把短短的直巷／走成一条／曲折／回荡的／万里愁肠”。在这里，诗人表达出了对大陆与台湾近半个世纪的断裂以及民族的隔绝的痛心疾首，他渴望祖国早日统一，亲人早日团聚，所以，他诗中有了那个一脚十年努力地朝母亲走去的汉子。　　而作为一位正直善良的诗人，非马的忧患意识也表现在对战争、对种族歧视与民族压迫等等人类社会中存在的某些丑恶现象的揭露与抨击，体现出了其勇于担当人间忧患的悲悯情怀。如写于1984年7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