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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行政性的经济管理方法　　苏共中央七月全会做出决定，用经济的管理办法取代行政的、“指令性”的管理办法。最初，我们曾以为，行政管理办法就是同赤裸裸的指挥、指令相关联的一种方法，因此，只需采用科学论证的计划，就足以克服行政方法的缺点。所以科教书也这样写道:使计划工作达到新的水平，就能消除行政方法的弊端。到了1965年，我们又认为，在指令性计划中，从实物指标过渡到经济指标，就能够纠正行政性方法的缺点。　　但生活再次矫正了我们。究竟什么是行政方法呢?顾名思义，“行政方法”其实就是权势的方法，即领导者依仗自己的权力来实现自己的目的的一种方法。　　近年来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指令性的决定所依据的是科学的论证，那么，它就是完全可取的。而若是来自唯意志论—那就是一种错误的方法。但实践表明，这两者的界限很难划清。因此，我倾向于认为，行政方法的首要特征是权力，它所依据的是上级的意志。　　从意志出发，其结果一方面必然是不考虑执行者的利益。另一方面也与经济和价值的尺度格格不人。所以，行政式管理的最大弱点就在于，它为经济问题做出决定，但本身却不包括效益谁则。最后，行政方法还要求有一整套组织管理主体，上级机关应当毫无例外地指挥所有下属组织。既然上面的指示必须执行，也就形成一种可称之为行政的体系。　　为什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行政性的方法占了主导地位呢?简单地说，根本原因在于发展水平尚不具备新制度所必须的经济基础。结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主观因素(劳行者掌握政权、党、渴望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民)同经济基础的欠缺之间出现了矛盾。客观情况还不是像马克思所说那样:生产力达到这样的一种水平，必须摧毁私有制基础，并且确立社会主义只需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　　几十年来，建设社会主义沿用行政体系方法是有其必然性的。但是，行政体系方法在此.期间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同推行不同类型的改革尝试联系在一起的。我认为改革可分为两个重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的改革尝试。这一改革尝试力图把在工业中形成的一套体制运用到农业中去，诸如有保证的工资、严格的计划、财政拨款等等。一句话，力图在农业中推行国家工业企业的一套准则。1953一一1957年改革的另一个侧面是工业组织结构上的一些变动。　　第二个改革阶段开始于1965年。这一改革的出发点是以下三个根本观点:第一。变革必须在企业一级进行。第二、变革可以通过限制而不是取消计划的行政指令性质来实施。第三，在指令性任务中，用经济指标取代实物指标。所有这三项措施都起了一定作用，但其局限性也很明显，因为，不先改变经济体制本身，要想改变企业的工作，是不可能的。而且实施经济指标的一切尝试，最终都遇到一个问题，即经济指标的基础价格，仍然是规定的、唯意志的。　　为什么行政性体制这样富有生命力，以至今日还有大批人拥护它呢?这是由一系列原因造成的。首先是历史原因。庞大的沙皇俄国在几个世纪内的有效统治离开庞大的行政体系是不可能幼。因而形成了一定的传统。其次，千百万人不仅习惯于行政性体系，而且.生存于其中。长时期以来，人们总觉得行政性体系还过得去，并且社会主义力量正是借此取得了不断进步。然而，“相信”行政性体制的许多人，并不一定都同它有直接联系。整批整批的社会阶层是在这一体制下形成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作家、文化界人上、教员、医生等等。尽管这些人白己觉得同经济体系没有任何联系，但实际上却有着它的全部烙印和特征。再次，我们国家面临着经济腾飞的巨大任务。依靠通常和自行协调的经济机制的力量，在可以接受的期限内是难以实现这一腾飞的。在今天，这一经济腾飞只有依靠中央才能实现。为了解决国家发展的全局性问题，中央的作用是仍然巨大的。这同样也为保卫国家安全的任务所必需。电子技术、机器人技术、生物工程等科学部门的发展，如果没有中央的积极参与，单靠“听其自然”，那则要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办成。因此我个人不同意这样一种简单化提法:只需解放生产者、实行自筹资金，一切都会自行运转起来。总之，出路不在于削弱中央的宏观控制，而在于从行政性的管理经济方法过渡到用经济手段来管理经济。　　经济管理方法，第一是以认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为基础的。第二，这种方法是建立在对支出和收益的现实估价的基础上的，也就是以价值规律为基础的。第三，这一方法是在按劳动结果进行分配的范围内考虑经济利益的。如果我们实行了彻底的经济核算制，又在科技革命的关键领域中狠下工夫，那么，我们的国家发展得更快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