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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对非诉讼法律程序改革的构想　 论文摘要 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国始终处于高速发展与急速转型的时期，随之带来的是价值标准功利化、道德失范、信仰缺失等一系列问题，这无疑激化了社会的矛盾纠纷，使得纠纷解决的需求远大于司法能够提供的供给。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要想保持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就需要创新建立起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通过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解决矛盾纠纷，来缓解单一诉讼解决纠纷的压力，进而维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我国目前的非诉讼法律程序还不够完善，因此本文将结合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在全面推进法治建设的大背景下阐述对其改革的五点构想。　　论文关键词 改革目标 指导理念 效力保障 发展趋势　　只要存在不同的利益追求就会产生利益冲突，形成各种社会纠纷。虽然在某种意义上，社会纠纷能够反映出新的利益与观念，甚至可能成为社会变革的先导与动力；但是更多时候，社会纠纷意味着一定范围内的协调均衡状态被打破，而失衡的社会关系将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继而阻碍经济及法治的发展与进步。社会纠纷又是一种客观存在无法杜绝，因此社会必须对冲突进行适当的调适，使冲突不以将会毁掉整个社会的暴力方式进行。　　基于现实国情，相对于十七大提出的“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而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十八大提出的新要求。在法治思维下，“全面”就是要求推进依法治国应当面面俱到，而不能片面褊狭；应当环环相扣，而不能相互脱节；应当层层相叠，而不能顾此失彼；应当是整体、系统和统一的，而不能是局部、分散和对立的。同时“依法治国”并不等于把一切纠纷都“送上法庭”，而是一种理念和对行政力量的制约。依法治国的实质所在是通过法治，使得民间纠纷能够在法律的框架内得到满意的解决。因此目前在全面推动司法制度改革的大潮中，视野不应仅限于司法领域，而是要跨越单纯改革诉讼程序的狭隘思路，重视对非诉讼法律程序的改革，进而使有限的社会资源合理地分配到各种纠纷解决方式中去，实现纠纷快速、高效、公正地解决，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发展。下面将谈一谈我对非诉讼法律程序改革的构想与建议。　　一、改革目标——实现法制框架下的充分自主　　我国现有法律对非诉讼法律程序的规定散见于《仲裁法》、《调解法》等尚未形成体制。而一个机制的有效运行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在立法上构建起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完整体系，这样才能具备操作性并有效地解决现实的纠纷。　　因此首先要界定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的适用范围并确立基本原则，这是一个制度的法律基础，发挥着总的指导作用。以仲裁为例，首要的是要明确适用主体及范围，并确定在适用过程中须遵守的基本原则，使这一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制度化、标准化、法制化；其次，确立司法确认机制，即赋予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一定的强制执行力，保障其效力以防止在经历非诉讼法律程序后，仍须进入诉讼程序才能真正解决纠纷，造成资源的浪费；最后，在不违背强行法规定的前提下，充分保护和发挥自主性。社会矛盾多为非对抗性的人民间的内部矛盾，故应尽量减少公权的介入，保持非诉讼法律程序的性质，充分发挥民间调解、仲裁及谈判的作用，通过平等协商的方式减轻矛盾的对抗性，确实难以化解再考虑进入诉讼的司法程序。　　法制性提供制度保障，自主性提供效力保障，两者的结合能够充分发挥非诉讼法律程序的优势与价值，创造各种平等对话的机制空间，使冲突双方能够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通过利益的衡平协调达成双赢甚至多赢的结果。这也是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通过改革所期待达成的目标。　　二、指导理念——以司法为主导重视发挥效益功能　　有了目标则有了制度设计的方向，接下来应从正确的指导理念出发，找到改革制度的出发点，进而建构起非诉讼法律程序的体系。　　首先，纠纷解决的重心仍在司法，这是因为我国处于转型期，确立司法权威，发挥司法功能是时代的需要。因此在我国建设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中，司法是基础秩序，居于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于此同时要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不断纳入法治轨道上来，建立起多元纠纷解决机制，这不仅是全面推进法治的需求，更是我国现实社会背景的需求。“司法是法律解决纠纷的典型形式，它所提供的是一种法律的标准答案，也是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参考系数。在这个意义上，司法制度正好也为现代非诉讼解决方式的存在提供了前提，这就是所谓在法律的阴影下协商所指的意义之一。”　　其次，当出现司法不足的情况，或是针对一些不适于应用诉讼审判解决的纠纷时，就要发挥非诉讼程序独具优势的效力功能，有效灵活地处理争议解决纠纷。虽然先前讨论到司法在解决纠纷过程中居于不可取代的地位，但绝不能将司法诉讼等同于法治，而是要充分认可非诉讼法律程序的价值，将其纳入正式的法律体系，认识到诉讼与非诉讼法律程序是相互协调补充的关系，两者共同构成现代法治的重要内容。　　三、具体措施——加大诉讼与非诉讼解纷机制之间的衔接　　“目前，在多元化纠纷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