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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研究论文 .freelLprosser所言：“由这一部分侵权行为法所保护利益主要是精神方面的。”它只是非财产孙的一部分，外部名誉之损害是非财产损害，但不属于精神损害。古代法中对人身损害多用刑法方法制裁，到罗马法后期才改为赔偿为主。自罗马法以来，侵权行为责任基本上以对人身伤害如财产上的损害为限，并没有突破“非财产上的损害”可以获得赔偿的界限。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由近代西方民法确认的一个发展。 1、法国的理论与实践 法国理论界在对精神损害理解和人身权物化的理论依据上，把精神损害理解为个人尊严的贬低或威信的下降，受害人精神上的痛苦与不安等，对精神损害应以金钱赔偿是存在分歧的。一主张对人格物化持“无法补偿说”，该说认为，损害赔偿制度的目的是消除损害，使权利恢复到损害前的状态。身体上痛苦，失去亲人时的悲伤等，用金钱是不能恢复或消除的。另一主张对人格权物化持赞成意见，如“乘法功能论”认为，法官为了确定赔偿的数额，去考虑给高人过失的重大性和财产状况时，实际上，在赔偿的形式下隐藏着的是惩罚。当自己所爱的人死亡，法官依据行为人应该受到责难的行为，确认要给予精神损害赔偿时，他实际上是将这一判断作为对加害人的一种惩罚来进行。 在精神损害赔偿的理由上，法官法学家斯罗达主张，积欠作为价值和权利的一般尺度，在此也可以成为满足受害人身体及精神需要的物质手段。还有的法学家以“双功能论”支持人格权物化的根据，认为，当损害没有及于人的生命、身体时，赔偿责任具有惩罚性，应以证明侵害人有过错提出证明。法国法院在1961年11月24日的一项判决中指出精神损害赔偿理由：对于儿子的死亡，即使不去证明已经给他的父亲造成物质上的损害，或已经导致父亲的生存条件受到破坏，或者父亲根本就没有提出此种权利的主张，儿子死亡会导致父亲精神上的痛苦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已构成了应该予以赔偿的理由。1804年《法国民法典》，亦称《拿破仑民法典》开创了资产阶级近代民事法律的先河。该法典在第1382条规定了一个适用于一切亲权行为的民事损害赔偿原则条文：“任何行为师他人受到损害时，因自己的过失而致行为发生之人对该他人负赔偿责任。”该法条对“损害”没有明确范围，未明文规定物质赔偿“非财产上损害”，在审判实践中，人格利益的损害主要侵害非财产权，侵害人身权和侵害财产导致人格利益的损害等三种情况。在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评价上，法国致力于依照条件的种类来确定精神损害程序的等级，而且基本上是通过判例的积累和归纳得出的。在计算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方法上，采用分类计算法：首先要将损害按项目进行明确的分类，再依项目分别计算出各自的赔偿数额，然后把各项结果相加，得出总的赔偿数额，这种方法比较准确，但在实际操作中比较繁琐。 2、德国的立法与实践 1896年德国在制定民法典时，在第847条明确指出了“非财产损害”的概念，对一部分人格权益如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妇女贞操等，作为精神损害的课题加以保护。但是，对于金钱赔偿非财产损害，严格限制为：“对于财产损害以外的损害，只限于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形，始得请求金钱赔偿。”二战后，学者一致强调人格权的保护，并积极从事关于一般人格权本质的研究，研讨如何在适用现行法和在立法修改方面，加强对人格权的保护。德国还多次召开法学家会议，重视加强人格权保护的研究。此后在1967年，司法部决定修正民法典第823条（因故意或过失不当侵害他人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其他权利者对被害者负赔偿损失的义务）为：“故意过失不法侵害他人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名誉或以其他方法伤害他人之人格利益的，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对第847条修正为：人格权受侵害的，对于非财产上的损害，可请求以相当的金钱包括抚慰金，以赔偿其所受的损害，但依照第249条的规定，恢复原状为可能而且充分，或对受害人已经以金钱以外的方法为补偿的，不适用之，轻微的侵害不予斟酌，赔偿的金钱应依具体情况，特别应依照侵害情况及过失程序来决定。前项请求权不得转让或继承，但已依契约或已起诉的，不在此限。这项修正建议，获得了德国学术界和实务界的普遍支付。 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德国在有些方面的做法以大大超过了民法典的立法规定，审判实务和单行法的规定早已突破了民法典所限定的人格利益范围，在一些特别法中，都明确规定了受害人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 德国在精神损害赔偿数额评价问题上，通行办法是由民间组织制作的，以后遗症的程序为中心构成的精神损害评价一览表，作为评价损害程序的标准。受诉法院确定精神损害赔偿原则是，无特殊理由，同类案件裁定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不得超过以往判例。在计算赔偿数额方法上采用了处于“分类计算”和“概算”之间的“中间方式”，即将损害按项目进行明确的分类计算，然后由法官综合考虑后自由裁量最后的赔偿总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