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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及解决对策论文 .freelond Vernon’s Product Life Cycle Hypothesis)和赫克歇尔一俄林定理(Heckscher-Ohlin Theorem)。 根据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一国应该生产它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通过自由贸易出口这种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同时，进口其没有比较优势或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在这种自由贸易的框架下，按照比较利益学说进行的国际贸易会使所有参与国得到贸易利益最大化。在中美贸易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labor-intensive product)的生产中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而美国在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capital-intensive and technology-intensive products)的生产中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根据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中国向美国的出口产品应该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而美国向中国的出口产品应该以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通过中美两国的贸易，可以使中美两国都能得到大于本国各自生产两种产品所得的利益。所以，在现有的自然秉赋条件下，中美的分工格局应该是中国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比如纺织品，而美国则生产并出口资本与密集型产品，如大型高速计算机。 1964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莱蒙德·弗侬率先提出产品生命周期假说，根据这个理论，一件新型的工业产品，要走过新产品(Neittee for Multilatera1 Export Controls)下设置的中国委员会(China mittee)负责管制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管制事务。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同其他发达国家重新签订了华森纳协议(ent)，以此来取代巴黎委员会，继续对中国等国家实行出口管制。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才使得具有互补性很强的两个贸易主体的双向贸易流动变成了目前的失衡的单向贸易流，其结果是在巨额的贸易逆差下贸易摩擦不断。 五、结论与政策 中国在处理中美贸易逆差问题时，经常采用的是安抚政策。具体做法是，当贸易摩擦出现时，政府立即派出高级别的政府采购团，大笔购买美国的以飞机为代表的少数几种产品。这种应对政策有3大不利之处：第一，这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对美国的巨额的贸易逆差，而这种逆差又是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不同所造成的不信任，以及由于这种不信任所造成的美国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管制。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派出采购团只能暂时减缓矛盾。从发展的角度来说，由于这种摩擦的存在与升级，使得美国政府不得不对从中国的进口进行限制或制裁，这种限制或制裁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就业及社会稳定将会产生比较严重的负效应。 第二，这种安抚政策也不是一种对症下药的政策。具体而言，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大幅度增长所受负面影响较大的地区或利益集团，没有从这种安抚中获利，从而摩擦没有通过这种安抚政策得以解决。比如纺织品贸易摩擦，中国的采购团购买的是美国波音的飞机，这并没有使挑起贸易争端的美国纺织业受益。反而采购激发了他们向美国政界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这就是为什么中国采购团一离开美国，美国政府就做出了对纺织品出口限制的决定。很快美国法院又做出了对中国彩电的倾销一审裁决。这种“头痛治脚”的安抚政策，并没起到预期的效果。而且往往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以最近最大的两项安抚采购项目，飞机与汽车来说，中国不论在美国国内还是国际汽车市场上都不是美国汽车制造业的竞争对手，美国汽车制造业也从来没有对中国的汽车贸易提出任何实质性的抱怨，中国大规模的汽车采购从长远和国际竞争的角度来看，是在直接或间接地缓减美国汽车制造业同日本汽车制造业之间的矛盾，给以日本为主的国外汽车制造业在国际汽车销售市场上提供一个缓减竞争矛盾的机会。同理，中国在美国的大规模的飞机采购，也没有解决中美纺织品贸易方面的矛盾，它所起到的作用无非是减缓了美国飞机制造业同欧洲飞机制造业之间竞争的矛盾。这种“头痛医脚”的安抚政策是中国对美国社会与经济制度的结构认识偏差所造成的。美国经济的运作是以利益独立的私营经济与不同行业为主体的，美国政府是不能通过跨企业与行业的利益转移来进行利益的再分配，从而使得由于中国大规模的飞机与汽车采购的利益转移到纺织品和彩电行业上。，因此，购买飞机和汽车不能解决纺织品和彩电贸易纠纷。 第三，这种以大规模的政府采购为主体的安抚政策，往往还会起到很强的负面作用。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25年，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进行了比较成功的转轨，民营企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事实上的新兴市场经济主体。然而，这种大规模的政府采购企业所用的设备，会给美国及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一种中国还是由政府高度控制的非市场经济的国家的错误印象，这会影响中国作为一个WTO成员国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