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行刑社会化 思考论文.docVIP

　　对中国行刑社会化 思考论文 .freelunity service）代替监禁刑（尤其是短期监禁刑）。 那么如何促进我国的行刑社会化呢？显然，我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我们不能东施效颦似地照搬西方国家的经验。有学者指出：我国应当通过大量适用假释来达到行刑社会化的目的。（注：参见武延平主编：《中外监狱法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0—215页。）在他们看来，假释是一种有条件释放罪犯的行为，由于假释保留了原判自由刑继续执行的可能性-如果罪犯在假释期间违反法定条件，就应撤销假释，因此，它既维护了自由刑刑罚执行的价值，又促进了刑罚执行的社会化。然而，我们并不赞同此一观点。因为，假释固然具有行刑社会化的意义，但仅仅靠假释是不能完成行刑社会化这一重要任务的。我们认为，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我国应当在肯定假释、缓刑、管制等已有的具有行刑社会化性质的制度基础上，重点推行开放性处遇级别制度：即在现行分级处遇级别基础上设置开放性处遇级别，监狱允许经严格把关进入开放性处遇级别的罪犯参加监狱组织的社会劳务承包或其他社会劳动，从而构建以开放性处遇级别制度为核心，以假释、缓刑、管制等为基本内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行刑社会化体系。 在这样一个行刑社会化体系中，我们特别强调了推行开放性处遇级别的重要性。这是因为： 1.设置开放性处遇级别，可以促进罪犯尽早回归社会。促进罪犯适应社会，缓解或消除罪犯社会化滞后的矛盾，是市场经济社会对监狱工作的必然要求。监狱设置开放性处遇级别后，罪犯只要积极接受改造，就可以获得开放性处遇。获得开放性处遇的罪犯虽然没有获得完全自由，但可直接参与社会生活。获得开放性处遇的罪犯基本可以全方位接收社会发展信息，同时可以掌握更符合社会需要的知识和技能。虽然监狱企业为罪犯学习劳动技能提供了一定条件，但限于监狱企业生产专业范围、企业的总体技术水平，罪犯所学知识和技能的水平仍然有限。如果罪犯直接服务于技术更新相对较快、更符合社会现实需要的企业，就可以促进罪犯掌握更先进、更实用的技能。这样可以缩短罪犯社会化的时间，拉近与社会的距离，促进罪犯尽早适应社会生活。 2.设置开放性处遇级别，尊重了我国刑罚执行的现实。刑罚与监狱的发展变化均是与社会的发展变化相一致的。在我国，自由刑的执行是在监狱或劳改农场以封闭形式进行的。虽然我国刑罚制度中早就规定了假释、管制，但现实的司法实践中，这两种具有行刑社会化意义的刑罚措施却适用得很少。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二：一是因为我国对假释、管制运用缺乏监督机制，二是因为我国刑罚文化中的重刑思想占了主导地位。众所周知，封建法制在我国曾经延续了2000余年，其刑罚威吓思想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商鞅说：“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注：《商君书·画策》）尽管20世纪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直到今天，刑罚文化中的重刑威吓思想仍然占有重要成分。我们倡导的重点推行开放性处遇级别制度，既促进了我国行刑社会化的发展，又尊重了我国刑罚执行的传统与现实。 3.设置开放性处遇级别，符合我国监狱行刑发展的内在要求。理由如下： 其一，设置开放性处遇级别是提高分级处遇激励力度的需要。对罪犯实施“三分”，实施分级处遇，是改革开放后监狱系统实施的重要改革措施之一。几年来的经验证明，这种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分级处遇的实施大大激发了罪犯的改造积极性，应当加以完善与发展。然而，目前分级处遇的不足之处也较明显。分级处遇管理中突出的问题是处遇差拉不开。根据司法部监狱管理局1991年提出的《对罪犯实施分押、分管、分教的试行意见》，处遇设置的构架是：宽管罪犯在监活动范围可以适当放宽，外出劳动可以不实行武装看押；通信会见次数可以适当增多，时间可以适当延长；管理可以适当放宽；会见的设施、条件可以好一些，有条件的单位可以批准配偶来监同居。对严管罪犯，要严格限制其监内活动范围，严禁单独活动；通信、会见只限于直系亲属，严格控制次数、严格检查、严格监听。该《意见》以罪犯活动范围、通信会见等处遇差别要素，将罪犯处遇分为宽管、普管和严管三个处遇级。虽然实施分管后，不同级别的罪犯处遇不同，但是处遇差别不明显。虽然宽管罪犯在监内活动范围可以适当放宽，但监狱空间有限，如果再考虑分类管束后分管单位需要实施封闭性管理，以及监狱重要设施需要专用空间，宽管罪犯的最大程度的活动范围也不会与普管级罪犯活动范围拉开理想距离。虽然监狱对严管罪犯要严格限制监内活动范围，但监狱应当保证罪犯的基本权利。罪犯活动范围是处遇差别要素中的核心要素，受制于该要素作用发挥不充分，通信、会见、管理、文体活动等处遇差别要素的发挥状况也不尽人意。处遇效价将大大降低，根据弗伦姆的激励理论，处遇效价的降低直接导致处遇激励力的低效。分级处遇工作要有突破，必须将处遇差拉开。设置开放性处遇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