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以前的中医历史.doc

1949年以前的中医辛酸史 2006年11月17日 10:26 [我要留言] 　　续百年的中西医争辩中无不纠缠着民族兴亡的自尊和自强的意志。因为新文化运动把“德先生”和“赛先生”正式请到了中国，科学就成为事务是否可行的先进标准，科学与否代表正确与否。现代科学支持下发展的西医于是当然是公共医事的指导，这种逻辑下的中医抗争只能是一部辛酸史。 　　1568年:西医进入中国的开端 　　1568年澳门区主教卡内罗在澳门创办了中国境内的第一所 西医教会医院，从此西医来华就未曾间断，但那时他们的主要活动只是在澳门、广州一带，而且大多是传教士医生，主要工作是传教，行医是接近民众获得良好印象的传教辅助方式。 　　1827年:郭雷枢来到中国 　　1827年（道光七年）郭雷枢（Colledge）来到中国，他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驻澳门及广州十三行公司的传教医生，在澳门开设眼科诊所,为贫民免费治病。他的一个建议加速了西医进入中国的速度和规模，1835年他在《中国丛报》发表论文《对用医生来中国传教的提议》，提出以医学为先锋进入中国。郭雷枢认为，中国人不能理解抽象真理，对世俗和身体利益特别关心，而不太关心提升道德和智慧的努力。几年后，郭雷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发现，行医过程不仅对传教事业有益，而且对贸易有很高价值，还有助于改造中国人的错误思想体系。1838年郭雷枢发起“医学传道会”，游说西医来华服务，最先响应这一提议的是美国公理会。此后，来华的传教士医生不断增多。 　　1835年:伯驾的广州教会医院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给传教和医疗以明文规定，传教医师合法地深入到华北、华中、华南的大中城市。最好地执行这个策略的是著名的彼得·伯驾（Parker）。伯驾的身份也只是牧师兼医生，1835年创办了广州教会医院，很快成为当时最成功的西医院，钦差大臣林则徐及两广很多大小官员都曾请伯驾看病，说明其名声很大。1855年伯驾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公使。 　　1877年时，大约只有38个中国人在教会医院受训，到1895年时，仅广州教会医院就有150名中国人通过训练毕业，随后逐年增加。 　　协和理念与协和医院 　　20世纪初，各大教会为了协调宣教事业，提出了“协和”理念，联合分布在不同区域的教派，具体表现为教育和医疗上的“协和”行动，教会、商业、医药，三位一体地大规模进入中国。他们集资合办医院和医科学校，“凡是有传教士的足迹，就有西式诊所和医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就是这个理念的产物，1917年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创办。在所有教会医学院校中，北京协和医学院最为著名，到1936年，从协和毕业了166名医师和86名护士，其中很多人成为中国现代医学的中坚，同时也不可否认从肉体到精神上征服他者文化是教会的原初目的，这一目的使西医与中医相遇时，往往和政治局势、文化思潮、社会形态、民族认同和国家观念纠葛成错综复杂的暧昧关系，相互的论辩歧义错综，几经周折。 　　西医刚开始面对的中医 　　西医最初进入中国时并没有引发中西医之争，1805年，牛痘术传入中国，牛痘接种术的发明人贞纳得到的信息是“中国人似乎比近在家乡的英国人更加信赖种痘术”。1880年奎宁进入中国，也没遭抵制，只是太过昂贵，不能被普遍使用。当时的中国人并不拒绝外来知识和技术。但教会深入内地后，反洋教运动却不曾间断，最终聚集成激烈的义和团，西医也是被当作洋教的一个方面加以抵制。 　　那时的西医，伯驾等医生手里的器械主要是体温表，主要阵地是外科、眼科、妇科。如白内障手术、肿瘤切除术、外伤缝合、兔唇修复等是西医当时的先进手术。在当时，西医并不像其他学科那样具有全面的技术优势。 　　西医所相对的中医则早已经有一个自我完满的体系，汉代名医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被认为是中医体系的确立之始，自隋朝开始，王朝都设太医院，而且由于典籍在儒生手中成为学问和修养的一部分，所以能成大体统一的局面。 　　甲午以前的“汇通派” 　　晚清进士唐容川，认为中医比西医高明，但西医也有所长，“西医初出，未尽周详;中医沿讹，率多差谬”，所以应该“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中归于一是”，这是他著名的《中西汇通医经精义》的基本主张。另一位主张汇通的代表是朱沛文，他比唐容川更了解西医，人在广州，与西医多有来往，他的汇通之见更倾向于西医，但也没有否定中医。自1601年，利玛窦定居北京，此后10年间宣传西方历法，得到成效，有过中西历法“汇通归一”的提倡，徐光启在那时候做了一些关于汇通的论证。 　　甲午以前汇通派成为医界潮流，风行一时。1871年，清朝的同文馆设立了医科，但没有成效，数年后就解散了。1881年李鸿章创办北洋医学堂，是洋务运动的一部分，师资当然都是西人，而最早留学归国的西医黄宽从1862年受聘于李鸿章幕府。北洋医学堂在洋务派失败后也就萧条了。 　　丁福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