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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皇制与现代日本社会 作者：小森阳一 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7年04期 　　作为政治体制，江户时代（1600—1876）以前的天皇制与明治维新以后的天皇制性质迥异。“天皇制”这一概念出自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者之手。他们将天皇制视为封建制的残存制度，将其置于以经济关系为中心的历史连续性中进行分析。结果，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构成“天皇制”统治思想的意识形态特质却未能得到揭示。本文以近代天皇制视为明治维新之后形成的政治体制为出发点将对其加以重新探讨，以阐明其意识形态结构如何在现代日本的思想状况中被持续下来。 　　近代天皇制并非是有意识、有计划之所为。从幕府末期到明治初期，日本的统治层受欧美列强胁迫而利用了天皇制。在这种意义上，近代天皇制只是欧美列强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历史进程的一个产物，日本这个东北亚的岛国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被收编进新的国际政治版图。倘若近代天皇制源于某一政治强者之有意所为，那么它反而应是一种实力有限的体制。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这一体制成形于日积月累的政治手法，而这些政治手法的目的自然在于克服近代以来日本遭遇的种种危机。因此，它不仅覆盖了明治维新以后的近代日本的整个政治进程，而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现代日本思想仍持续产生着根深蒂固的影响。 　　从幕末到明治 　　首先回顾一下从幕末到明治时期的历史进程。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佩利（M.G.Perry）受命担任特使，于1863年抵达浦贺，签订了《日美和亲条约》，迫使江户幕府废除锁国制度。这部条约昭示了美国在185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体制中的位置。其时，美国于1840年代已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位居世界第二的纺织工业国。对美国产业资本主义而言，如何有效地与英国相互竞争以争夺中国市场，已成燃眉之急。 　　美国通过与墨西哥的战争获取了加利福尼亚西海岸的港口。开辟这些港口与上海或广东之间横越太平洋的直航航线，成为美国的当务之急。因此，位于美国西海岸到中国的航线之间的日本列岛的港口，就不可避免地被美国看中。如果能在日本的港口补给煤炭和水，那么在中国市场上与英国的竞争就可以稳操胜券。这一资本主义的课题正是美国强迫日本开国的最大目标。东印度舰队司令官佩利最早为美国海军引入汽船，他在美国和墨西哥战争中荣获墨西哥湾舰队司令官决非偶然。其后，列强与日本缔结了一系列以“日美友好通商条约”为基础的条约，史称“安政五国条约”，这是日本不平等条约时代的开始。而且，当时的孝明天皇未曾钦定这些条约。于是，围绕着这些不平等条约，幕府与天皇截然对峙。 　　日本民众对欧美坚船利炮的恐慌导致了“尊皇攘夷”的奇妙的排外主义。这种心理和感情使人们失却了对欧美列强所强加的不平等条约这一事实中最重要部分的认识，因此而产生的空白只能凭借祭起“尊皇”这种旧的新权威主义来填充。原因很简单，因为天皇未曾“钦定”这些不平等条约。“近代天皇制”的起源就涵蕴于此。因而，明治维新政府最初面对的重要外交课题就是改正幕府缔结的不平等条约。权贵们的精神结构非常矛盾：一方面，他们对新形成的对欧美列强的从属关系欲推还迎，而表面上却致力推动条约的改正；另一方面，则是迅速内化着以“万国公法”为中心的欧美列强的外交理论。为了确保本国领土的安全，为政者用欧美列强这一他者半强加的理论，将国内的制度、文化、生活习惯，尤其是国民的意识和感情伪装成一场自发性的变革，但实际上这是殖民地化。我把这一状况称为“自我殖民地化”。 　　由于与欧美列强缔结了“安政五国条约”，日本脱离了曾经具有“朝贡”关系的清朝而独立。从而以日本的“天皇”而不是清朝的皇帝为中心的“尊皇攘夷”的另类的华夏观念得以确立。在此意义上，从1867年11月9日幕府政权还权于皇室的所谓“大政奉还”，到1868年1月3日宣布恢复君主体制的“王政复古宣言”，明治维新的某些逻辑就具有了其独特的现实性。这些逻辑旨在结束幕府与“尊皇攘夷”派之间的政治对立，以避免内部的混乱。因为朝鲜政权与清朝存在“朝贡”关系，因此它不可能接受一个以“天皇”为中心的明治政府的政治体制。尽管朝鲜的大院君采取了排外主义的“攘夷”政策，但按朝鲜的逻辑，可以称为“皇”与“敕”的权力主体只存在于清朝。在“朝贡外交”圈，这一逻辑是不言自明的。这样，“万国公法”式的国家理论与“朝贡外交”式的国家理论微妙地并存着。在时间的摩擦中，中国被半殖民化，朝鲜采取锁国政策，日本则因开放门户而自我殖民地化。这三国各自所采取的对应欧美列强的策略迥然有异。结果，这一地区的霸权关系于1870年代发生巨变，前后相比，已经是性质殊异。其要因在于日本权贵们内化“万国公法”的过程，亦即日本自我殖民化的正当化过程。 　　在理论上使自我殖民化正当化的是福泽谕吉。在1874年的《文明论概略》中，福泽谕吉将世界划分为“文明”、“半开化”、“野蛮”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