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父、师傅还是老板.docVIP

师父、师傅还是老板 　　摘 要： 高校教师评价体系重科研轻教学、研究生需求的多元化和功利主义的校园文化，构成了现代研究型大学师生关系的背景因素。根据教师在师生关系中自身角色认知不同，大致可将教师分为“不愿妥协的清高者”、“信奉适者生存的现实主义者”和“主动搏击的操控者”3类，而这3类教师对待学生的态度有显著区别。研究发现，在师生利益的博弈中，学生正沦为教师制造科研业绩的工具，忽视教师在道德和人格上的榜样作用对学生的全人发展非常不利。唯有在教师评价中增加道德实践的标准，通过大学教师发展树立起教师的学术责任意识，加强师生沟通，才有可能挽救逐渐淡漠甚至异化的师生关系。 　　关键词： 研究型大学；学术责任；师生关系 　　中图分类号： G4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381（2013）03-0033-08 　　《鸣沙石室佚书“弟子事师，敬同于父，习其道也，学其言语。黄金白银，乍可相与。……一日为师，终日为父。”[1]蔡元培在就任北大校长之演说中讲过3个要点，其中一点便涉及师生关系：“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勖，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2]。然而这种敬师如父、爱生如子的师生关系在今天的大学中却是很少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将导师称作“老板”的盛行之风。“老板”一方面意指学生扮演为老师打工的角色，另一方面又暗示导师掌握着决定学生能否毕业的生杀大权。也有人认为导师就是个“师傅”的角色，在知识技能上点拨一下而已，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随着研究生扩招而产生的“放羊”现象，“师傅”的提法亦受到了挑战。导师在与研究生互动中扮演的角色究竟为何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 市场化脉络中的学术职业变迁 　　探讨师生关系为什么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就必须先检视社会环境的变迁给大学理念和教师学术职业带来的影响。科尔在《大学之用》中提出“多元巨型大学”理念，它从美国向全世界蔓延[3]。这种新的大学机构通过知识的生产、传递和转化把教学、研究、社会服务三大职能联系起来，使大学带有明显的功利性质，成为实现国家目标的一个有效工具。正如金耀基所说：“大学已成为知识工业之重地。学术与市场已经结合，大学已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社会的服务站。象牙塔内与象牙塔外的界限越来越淡漠，甚至泯灭了。而教授之用心着力所在多系研究，教学则越来越被忽视。教授的忠诚对象已不是大学，毋宁是支持他研究的福特基金会、西屋公司或华盛顿。”[4] 　　在肯尼迪所说的学术责任中，对学生的课外辅导是教师教学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谓“学术责任的最高形式”，它需要教师掌握特殊的技巧，做好周详的准备，远比课堂教学付出更多努力也承担更大风险（例如师生交往中敏感的性骚扰问题）[5]。博耶也极力倡导构建师生互动的学术共同体，试图将“学术”这一概念从“发现的学术”、“应用的学术”延展到“教学的学术”、“综合的学术”，以改变研究称霸的局面[6]。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发展，对高等教育的体系结构和功能划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致使学校内部产生了教学与研究工作分离以及学生管理事务日趋专业化的特征。一项量化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型大学的生师学术性互动得分较高而社会性互动得分较低，显示出教师更在意对学生学习上的指导而非人格培育或社会化等其他方面。师生互动不仅与师生的个体意愿和能力有关，更与院校环境条件、制度安排和工作价值观相联系[7]。 　　学校的制度安排体现出其价值观导向。在理想的价值观中，大学应当是一个和谐的有机社群，在具备学术和人格之双重魅力的校长的领导下，教师坚守探求真理的本分而成为受人尊敬的学者。然而现实状况是，过于短视和依赖量化手段的考核制度使得功利主义价值观横行，大学成为杂糅而成的知识集市；大学的管理者不是教育家而是企业家和政治家，不再有吸引他们的伟大思想，有的只是自己和他们大学的生存需要；教师也忘记了自己的目标是追求真理，他们习惯于通过各种校外活动来弥补自己收入的不足[8]。但学术职业的学科差异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在硬学科和软学科之间，应用学科和非应用学科之间，这导致不同学科教师在学术目标、典型行为与交往方式、核心价值与信仰等方面的不同。就师生关系而言，强调博雅教育、对抗功利的人文学科一向被看做一个“奢侈的领域”，它使得“师父”这种充满情谊的师承关系在大学里还有一点生存空间。 　　桑德尔为这个一切待价而沽的社会深感担忧，“过去30年最致命的变化是市场和市场价值观进入了它们本不属于的那些生活领域”，包括大学，“它逐渐抽空了公共话语的道德含义和公民力量，并且推动了技术官僚政治的盛行，而这种政治正在戕害着当下的很多社会”[9]。市场化或许是腐蚀师生之间亲密情感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