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远人：清中前期的禁教缘由及影响.docVIP

怀疑远人：清中前期的禁教缘由及影响 作者：陶飞亚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01期 　　自明末起，基督教就以不间断的形式存在于中国历史之中。但治晚清基督教史者，由于古代与近代的历史分期，往往以鸦片战争为界腰斩这段历史。这导致了在近代史叙述中，基督教问题似乎是一个突然出现的问题，反教运动在很大程度上被化约为不平等条约与基督教传播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仅以近代历史论，这个解释大致还能说得过去。但问题是在条约时代之前，天主教已在中国传播一个半世纪，而这一时期恰恰发生了相当数量的查禁天主教案件。这显然不能用不平等条约来解释。进一步的问题是，清前近代时期厉禁天主教的做法，究竟是出于防范外患的先见之明，还是出于缺乏准确知识的过分猜疑，也值得探讨。清廷在没有条约束缚时独立自主处理天主教问题的一些做法，也许更能反映出中国传统中对待外来宗教的本质态度，对认识中国与外来宗教的相遇与互动更有普遍意义。因此，本文将考察近代以前清廷的反天主教事件，分析这种政策的前因后果并兼述其对近代教案的影响。 　　一、清前近代的禁教与教案 　　不少研究已经对清中前期的教案做过个案分析， 但如果联系起来看，清代在康熙朝以后禁教是一项持续的国策。清初康熙三年（1664）的“历狱”，导致清廷“永远禁止传习”天主教。康熙八年（1669）历狱案平反，但传习天主教仍然是犯禁的。尽管康熙本人与传教士关系亲密，默许传教，但不准西士传教、不准华人信教“载在明谕，尽人皆知”。康熙三十年（1692）浙江巡抚张鹏翮出示禁习天主教“以致民间教案繁兴”。 但恰恰是此案导致著名的康熙宽容天主教的敕令。然康熙晚年因与罗马教廷的“礼仪之争”而明确宣布对天主教“禁止可也”，清代再度禁教。不过康熙一生与传教士关系密切，真正的禁教行动始于雍正朝。 　　雍正元年（1723）出现第一次大规模禁教。当年七月闽浙总督觉罗满保奏报，福建福安县有两名西洋人传教，城乡男女数百人入教，认为“男女混杂一处”、“习俗甚恶”，下令将西洋人解往澳门，民间厉行禁教。他还请朝廷，除北京之外将地方上西洋人全部遣返广东、澳门。 礼部议复满保奏议提出的禁教措施：（1）除了精通历数和有技能的西洋人可居留北京外，其他西洋人一概送到澳门安插。（2）废除康熙朝发印票给守“利玛窦规矩”的传教士允许传教的制度，康熙朝所发印票尽行作废销毁。（3）所有天主堂改为公所。（4）严令信教民人改易信仰，如再聚众诵经从重治罪。（5）地方官如不实力禁教将被严加议处。 这些措施均获雍正批准，全国范围开始禁教。雍正二年（1724）全国约三百所教堂纷纷被改为学校、祠堂、庙宇、粮仓或被完全拆毁。经像文书被焚，信教民人不敢公开奉教。约有50名教士先后被驱逐至广州。 其间亲王苏奴及其信教子孙受到严惩。 葡籍耶稣会士穆经远与苏奴家族过从甚密而瘐死狱中。 　　乾隆即位初期禁教并不坚决，有过两次地方官发动在北京和各地查拿教民，但耶稣会士画家郎世宁以接近皇帝之便呈递奏疏，乾隆因而答应不禁天主教，只禁旗人信教。40余名传教士陆续自澳门潜入内地再行传教。 乾隆不喜西学但好西技与西艺，有建筑和绘画专长的传教士继续在宫廷服务。乾隆三年（1738）在京有耶稣会士22人，其中6人供职宫中。清廷对宫中和京城的传教士较雍正朝宽松，对北京地区宗教活动没有限制。 乾隆五年（1740）河南查获钦天监监正戴进贤编纂的传教书籍《睿鉴录》，朝廷未置如何。 乾隆十年（1745），在京西洋神父仍能照常宣教和吸收信徒。但乾隆十一年（1746）福建福安县拿获在当地传教的西洋教士白多禄。福建巡抚周学健奏称福安一县有教徒两千余人，全国各省信徒“何能悉数。”(11) 危言耸动朝廷下令在全国查拿天主教徒，分别首从按法惩治。西洋教士递解广东勒限回国。地方官如不实心查拿，由督抚参处。(12) 但朝廷对洋人驱逐了事的做法遭到周学健抵制。周认为洋人“以邪教为招服人心之计”，有政治目的，坚持处死白多禄。(13) 最后获清廷批准，开了公开处死西洋教士的先例。同时，在全国加紧查拿教士、销毁经书和查禁信教活动。先后有7名西洋教士被处死或瘐毙狱中。中国信徒被逼令出教、或被关押枷责、流放为奴直至处绞。(14) 天主教公开活动受到沉重打击。 　　在禁教中朝廷对外国与中国天主教的联系极为警觉。乾隆十三年（1748）在答复福建将军新柱奏称吕宋夷商请求运走在福建被处死的传教士遗骸时，上谕第一次称天主教为“邪教”，(15) 并要严防内地民人因为信仰天主教而潜往外国的“透越之弊”。(16) 同年，乾隆密谕公开处决传教士会引起外人猜疑清廷，长期监禁又恐滋事，不如令其瘐毙狱中清除“隐患”。(17) 乾隆十四年（1749），清廷进一步禁止从澳门向华人传教。(18) 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廷实行闭关，禁止一切西方人入中国，并令两广总督李侍尧防止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