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研究》后记 -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pdf

后　　记　５４９ 后　　记 时光荏苒，自１９９６年大学毕业到莫高窟工作，从事敦煌石窟的研究已 十六年，深知生性愚笨，给自己定位，要耐得住寂寞，下定 “板凳要坐十年 冷”的决心，希望在敦煌石窟研究领域略有发现。呈现给读者的这本小书， 是我十余年时间的一些心得和体会，不敢妄想有经纬之言，或属丝麻中菅 蒯，唯求拾缺补遗而已。 写作的过程虽然漫长而艰辛，但期间总有发现的惊喜和写作带来的快 乐，最让我怀念和充满享受感的是每每把自己一个人置身于敦煌的洞窟当 中，时而有目的地观察，时而漫无目的地遐想，我的研究工作多是在这样的 “语境”中得到写作的灵感和思路。因此，一直以自己能够从事敦煌石窟的 研究而备感幸运，心中常怀感恩之情。而在本课题研究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机 缘巧合，以及在研究工作得到的老师、前辈和亲友们的无私帮助，是需要在 这里特别铭记下来的。 对于敦煌石窟的研究，敦煌研究院的研究人员无疑得天时、地利、人和 之便，我之所以选择对吐蕃期洞窟作研究，最早的印象来自１９９７年在莫高 窟聆听著名的敦煌艺术史家史苇湘先生为北京大学前来敦煌实习的学生做讲 座时谈到这一时期洞窟的特性，并谈到应该有人来好好研究一下。作为大学 刚毕业不久的我，虽然无法深刻体会先生的用意，但却多少感觉到吐蕃时期 洞窟的独特之处。后来在长期的工作、学习过程中，总是能够听到莫高窟工 作的前辈先生们对吐蕃期洞窟这样那样的看法，归结起来，一致认为这一期 洞窟变化大，却找不到原因，或者感叹这一期洞窟研究工作之落后状况，等 等。时间长了，慢慢地就有了些许想法，有了想试一试的念头。 说来有趣，我从事 “敦煌画稿”课题研究，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对 Ｓｔｅｉｎ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８３、Ｐ３９９８《金光明最胜王经变稿》的探讨 （１９９８），具体落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研究 ５５０ 实到洞窟即是莫高窟吐蕃期第１５４窟的两铺 “金光明最胜王经变”，长时期 在洞窟中的观摩，深深感受到第１５４窟之独特性，一个仅有３米见方的小窟 内，却画了１２铺经变画，加上龛内屏风画和史迹画，内容之丰富，正所谓 “方丈室内，化尽十方；一窟之内，宛然三界” （敦煌写本 《张淮深碑》）， 后来就第１５４窟写了４万余字的论文，因为许多问题没有解决，一直没有发 表，却衍生了更多的问题，对吐蕃期洞窟的研究初见端倪。 如果说这一时期仍在围绕 “画稿”的问题展开的话，到了２００３年发表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供养人画像考察》一文，对吐蕃期洞窟的研究，开 始正式规划，成为我日后努力的又一方向。此文的形成，要感谢当时在兰州 大学同窗攻读博士学位的黄维忠先生，作为 《中国藏学》的编辑，向我约 稿，希望我写一篇有关敦煌吐蕃期石窟的文章，于是在他的促成下，完成该 文，由此激发我对吐蕃期洞窟进行全面的思考。不仅如此，在黄兄的引荐 下，我认识了当时已经在藏传佛教艺术史领域卓有成就的谢继胜先生、熊文 彬先生，２００６年应谢老师的邀请，我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 “第三届西藏艺 术与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初涉藏学界，认识了国内外从事藏传佛教艺 术研究的大家们，大开眼界，开始从更加宏观的视野即吐蕃艺术史的背景 下思考敦煌吐蕃石窟的问题。我当时在会上提交的文章 《敦煌石窟历史的 重构———敦煌吐蕃期洞窟诸现象之省思》，即是本书 “上篇”的主体内容， 到了这一时期，可以说我对吐蕃期洞窟的研究，基本思路形成了。 而对本成果最大的推动，则是２００６年５月至２００８年９月我在兰州大学 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的研究工作。在这里首先要特别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 博士后合作导师郑炳林教授，博士毕业后，承蒙不弃，给我再一次研究的机 会。在我多年的学习、工作、生活中，总有郑老师的关心与关怀，我研究工 作的每一步都是在他的具体指导下完成的。没有郑老师无私热情的教导，本 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与完成是不可能的。师恩不敢轻言一谢字，唯有以更多 的成绩回报老师的栽培之心！ 作为我安身立命的大本营敦煌研究院，领导、老师和同事们给我诸多便 利条件和莫大的关怀与帮助，使我的研究工作总能结出一些小花朵，虽然谈 不上争奇斗妍，却也能给我孤芳自赏的安慰。感谢院长樊锦诗研究员对我工 作、生活、学习的关心。敦煌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旭东研究员对我工作的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