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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形象与国际认知 作者：刘东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年12期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425(2010)05-0112-12 　　最初创办《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时候，改革开放还刚刚起步，而我本人也还未曾跨出国门一步。所以，我那时想当然地误以为，这套汉学丛书一定是反映了美国人对中国的普遍看法，并曾根据这层意思，为这套丛书取了个俏皮的名字。——直到过了好久，跟美国学界在各方面的往来都更加频繁，我才恍然大悟：其实美国人并没有统一的中国观，而且，由于我们丛书的选题原则，虽然还是依照学术量来确定的，但有点反讽的是，很可能越是被我们挑中的著作，就越属于严肃厚重的学术精品，因而也就越是局限在狭小的圈子之内，所以也就越不能代表美国人对于中国的普遍看法。 　　失落之余，我的思路不禁被吸引到这样一层关联中：这些汉学著作的论述内容，与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联呢？它们之间是否可以互动呢？而互动的规律又是怎样的呢？我们据此可以做点什么呢？ 　　一 　　由此，就要先把镜头拉得远一些：人类这个物种演化至今的顶端，自打从远古的东非走出丛林，一边繁衍一边变异，一边又弥散到整个地表，其本身就属于连续性与断裂性的统一体。——而正因为这样，这群在各种生存环境中逐渐走失的灵长类动物，也一直都在断裂的状态中去希求连续，像是要找回失去的根底与群落。中国人在这方面也不例外，从《山海经》一直到《海国图志》，一直都表现出这种向外观看的渴求。 　　由此，就憋出了千奇百怪的外部形象。而受这种外部形象的吸引，人们也在不断萌发着向外探询的冲动。哥伦布对于新大陆的发现，自不待言，是由于先有了一个外部的形象在，——而且正由于这个挥之不去的外部形象，可怜的印第安人直到如今，都还顶着人家印度人的名分。而说到中国，郑和当年率领的庞大船队，也绝不会例外。刘迎胜不久前在我主编的《中国学术》杂志上，发表了对其下西洋时所操语种的考证[1]。这篇文章令人信服地说明，明代人派遣船队之前，早已有了相当的外语储备。而当时凭靠这种语言媒介所得到的外部资讯，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种由异邦形象所吸引的向心冲动，有时会意味着严峻的外部挑战。你看，宋人柳永的《望海潮》，把当年“世界之都”的物质文化，铺叙得何等美妙——“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然据《鹤林玉露》的传闻，这却正是祸起萧墙的肇因——“金主亮闻之，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早岁我执教于浙江大学时，傍晚常到白居易或苏东坡的堤上去散步，每每于心醉神迷之际，却又记起罗大经的这段记述，不免觉得大煞风景，心里装满了失落与惆怅，——而这后来正是我那篇博士论文的主题来源。 　　不免又联想到二战时的欧洲，也是很受外部形象的影响。希特勒下令实施“巴巴罗沙计划”时，斯大林给过一个评价：“只有疯子才会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而此后的战局也证明：仅从军事目的来考量，德国如果先在英吉利海峡实施“海狮计划”，肯定是更容易各个击破。不过，如果深入到希特勒的心底，却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形象对比：原来他之所以放过了昂格鲁—萨克逊人，掉过头来死咬住斯拉夫人，竟是因为这位元首先入为主地认定，前者是优等民族，而后者是劣等民族，仅排在垫底的犹太民族之前。换句话说，在如此紧急的历史关头，竟是一种疯狂的外部形象，干扰了军官团的沙盘推演；——当然我们还可以跟着说，是希特勒心中的犹太人形象，几乎造成了一个民族的毁灭；而又是他心中的斯拉夫人形象，反过来造成了纳粹德国自身的覆灭。 　　这种由外在形象引起的重大事变，实在是不胜枚举，我们还是赶紧把思绪收拢回来，回到当今这个危机深重的世界。——从东非走出的这种高级灵长类物种，繁衍到了我们这一代，由于地球突然浓缩成为一个村落，其连续性就又成了主要的侧重点，而断裂性则在不断被突破和瓦解。即使对于普通的引车卖浆者，哪怕是北京秀水街的一位大叔，或者三亚大东海的一位大妈，会不会讲英语和俄语，其生活质量都会大不一样的。于是，双语幼儿园就在海峡两岸都应运而生，因为人们越来越理解到，教育之最基本的任务就是，帮助我们靠口语交谈来缩短人际距离，靠历史阅读来超越时间距离，也靠旅行阅历来横跨空间距离。 　　不过，相关的困扰还是依然故我：无论是自如的交谈、沉潜的阅读，还是浪漫的旅游，由于其高昂的成本和罕有的机会，仍只属于我们中的极少数。而且，就是这群为数甚少的精英，由于精力的有限和境遇的分殊，也只能是明乎此则昧乎彼，谁也做不到全知而全能。——跨国形象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而且这问题之所以会纠缠我们始终，给整个人类都造成巨大的头痛，关键就在这里。 　　一方面，即使若干万年前的确是一家，但人们眼下毕竟分别降生于异时异地，其各自掌握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