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银行有效监管中“结构化早期介入”机制法律问题论文.docVIP

　　析银行有效监管中“结构化早期介入”机制法律问题论文 .freelpt Corrective Action)，其意在于尽可能地完善现有的监管规则，以促使监管机构能够快速地监管行动。 从以上可知，“结构化早期介入”制度是监管规则设计中硬性规则之治与自由裁量之治博弈的结果。我们知道，任何制度都是一柄双刃剑，都具有利益维护与破坏的双重属性。尽管目前已有许多国家吸收了这种监管新思维，但是此正如哈耶克所言：“大多数法律规则，都是不经由主观琢磨而发明出来的，而是通过渐进的试错过程慢慢发展起来的。”因此，为了给我们未来制度的创新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及广阔的空间，就有必要本着批判的态度辩证地对其进行认识。在早期的学术理论对垒中，对“结构化早期介入”的批驳主要围绕两点铺开：一是其过于依赖银行自有资本的计量；二是监管介入的自动性。客观来说，这两个攻击点似乎是找到了“结构化早期介入”制度构建中的“死穴”。比如，在选定监管机构“早期介入”的临界点时，美国、英国与欧盟等都是以目标资本充足率作为介入监管之门槛。然而，对银行来说，即使对其资本量依市值核算，也并不一定能如实地反映出其内在的风险。如衍生产品价值的动态变化，及贷款金融工具本身价值的涨跌都可能导致银行自有资本市值每天都出现很大的波动，甚至是在同一天内发生多次变动。此外，核实银行资本的程序也极其复杂，从而导致了一些概念性问题，留下了大量的解释空间。而且，务实地看，尽管资本充足率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审慎监管方法，但是资本配备的不合理、管理不善、操作不当、欺诈、及其它不确定的外部经济条件也往往是导致银行出现问题的原因。因此，判定某一银行是否违反了法定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并以此作为是否达到了启动监管者“早期介入”的标准看起来貌似简单，但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这一事实对于取消或弱化自由裁量化监管，而从反面来强调刚性的规则化监管来说，似乎也显得解释力不足。对于第二个“攻击点”来说，尽管作为一种法律框架下自动执行的监管制度，“结构化早期介入”具有“有法必依”的不可抗拒性与程序启动的自觉性，但是这种介入模式和“迅速矫正措施”一样，在监管程序启动之前，监管者并没有多少思考与回旋的余地来论证在目前情形下监管措施的正确性。 无论承认与否，任何制度的创建都是在挑战与质疑中成长的。而且，如何理性地看待对立方的批驳也是制度得以完善与“健康成长”的基础。针对“结构化早期介入”的批判，笔者的已见如下：其一是尽管以一定的银行资本充足率作为早期介入监管的临界点存在某些实践上的瑕疵，比如市值的波动性、危机产生原因的多元性等，但不可否认的是，充足的资本不仅是银行经营的根本，同时对债权人来说它也起到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债的总担保之效果。而且，客观来说，尽管管理不善、操作不当及外部经济条件变化等能影响到银行的正常经营，但其最终也是一个可以归结到资本充足上的问题。因此，以资本充足与否作为考核的主要指标并无不当；其二是尽管自由裁量具有比较优势，但是这种权力的有效行使并非无条件的，它是以高素质的银行监管机构为依托，且要求该机构具有强烈的意愿和足够的权力，以执行严格的政策。另外，也正是由于“自由”之裁量，它也导致在监管中“银行不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在某些案件中，监管者可能会对逾规之银行采取比较温和的监管措施，而在另一些案件中，则可能痛下杀手，采取比较激进的监管措施。实际上，在这里，应注意到的是，尽管由于“结构化早期介入”被贴上了“严格规则之治”的标签而与“自由裁量”对抗，并由于这种无余地可回旋的监管而受到人们的批判，但是我们必须认同这样一个事实，即任何法律规则都不可能是天衣无缝的，彻头彻尾地排斥被赋予权力者一定自由裁量权之存在，因而规则的制定者永远不可能在“要么完全自由裁量， 要么毫无自由裁量”之间进行取舍的。目前的现实无非是在有序的“早期介入”机制构建理念中，自由裁量少些，而硬性规则多些。而且，即使是在援用“结构化早期介入”规则时，金融监管者们仍然要时刻面临公众基于监管措施过于温和或过于严厉之批判。 也正是基于上述利弊相权，及金融监管应有的规则之治，“结构化早期介入”制度日益受到人们的青睐，如欧洲影子金融监管委员会(European Shad-oittee)就是这一制度忠实的支持者。在其1998年6月的一份报告中，它陈述了支持这一理念的三大理由：其一是渐进式监管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受监管之银行并非于某个特定的时间就陷入了困境，相反，问题的出现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其二是它消除了监管机构对问题银行放之任之，从而促成问题银行滚雪球般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其三是它减少了监管者可能基于中立而作出监管决策之可能性。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该委员会倡导建立以量化的资本充足要求作为临界点的“结构化早期介入”预警监管机制。在美国，“结构化早期介入”机制也被认为有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