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优势、比较劣势和战略路径的调整——基于中国未来经济可持续.docVIP

　　比较优势、比较劣势和战略路径的调整——基于中国未来经济可持续 从根本上来说，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或发展实绩取决于增长要素禀赋能否符合长期经济增长可持续条件的要求。战略选择，主要解决长期经济增长路径与自身增长要素禀赋条件、发展环境匹配的问题，使得比较优势得以动态强化和发挥，比较劣势得以弱化和转换，约束条件得以缓解，在国际经济竞争关系中占据有利地位。后起发展中国家与先行发达国家的主要差异在于经济增长(背景)条件的不同及其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的不同。作为后起发展中国家，如果想要实现长期经济的持续增长，唯一的途径是选择与自己实际条件相适应的发展战略并努力改善自己的增长条件。(注：从这一点看，由于各国经济增长条件存在着客观差异，因此经济增长实际上并无现成的模式可供套用，特别是对一个大国来说。)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快速增长之后，所拥有的增长条件和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增长战略在理念和路径选择等多方面上的缺陷日益显现，已经难以满足我国持续增长的要求。因此，迫切需要根据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动态比较条件对战略重点和路径进行及时调整。本文试在对我国长期经济可持续增长所具有的比较优势、比较劣势和约束条件进行概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对我国未来经济增长战略路径进行系统调整的建议。 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面临的比较优势、比较劣势和约束条件 1.比较优势 (1)开放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流动性的增强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国际融资和技术引进条件。在需求稳定增长的前提下，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来自于生产要素的支持。在资本、技术和劳动等生产要素中，资本和技术的状态对于发展中巨型人口大国的中国来说无疑至关重要。如果是作为先行的发展者或是处于封闭的经济系统状态，资本和技术要素的积累就有赖于内生的力量，因此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才可能完成和满足经济增长的需求。先行发达国家之所以经历了漫长的工业化过程，其缘由正在于此。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采取了倾斜的发展战略，包括很高的积累率和低的消费、牺牲农业利益来获取工业发展、军事发展对资本的需求，借以在短期内解决工业化的资金短缺问题，并通过工业的倾斜发展打破经济的低水平陷阱，带动经济发展。但在一个开放的经济系统，资本和技术要素一般会流向那些具有更大获利机会条件的领域和地区(包括国家)，这为后起发展中国家消解资本或技术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影响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日益开放的中国经济和相对充裕的国际资本，无疑为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国际融资环境。从技术因素方面看，后起国家与先行国家之间存在的技术差距一直被许多学者视为是后起国家的“后发优势”。在理论上，后起国家通过引进、模仿和消化，可以大大节省技术开发的成本，并使得技术开发的周期缩短。中国家电产业、电子信息技术产业等在短期内的迅速崛起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国外技术的引进和消化。 (2)巨大的劳动力成本差距。作为后起发展中大国，中国不仅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而且劳动力价格十分低廉。这一方面给就业带来了压力，另一方面也凸现出制造成本上明显的国际竞争比较优势。根据世界银行的《2001年世界发展指标》显示，1995-1999年间，制造业每个工人的劳动力成本，中国仅为729美元，相当于美国的1/40，日本的1/43，韩国的1/5，泰国的1/4，甚至比印度还低。目前，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仍然明显，使得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制造上，具有很强的竞争能力。 (3)巨大的国内潜在消费市场。我们认为，一国的市场容量及其潜力转化能力正在成为决定一国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决定一国经济增长可持续程度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近13亿人口，相当于欧洲和拉丁美洲的总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多，是一个尚处于中低水平阶段的发展中大国。虽然经济已经持续增长二十多年，但除部分城镇居民和极少数农村居民已经步入小康社会以外，其他居民的消费水平和层次尚处于很低的水平，物质财富还极不丰富，消费欲望十分强烈。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用恩格尔系数判定生活发展阶段的一般标准，60%以上为贫困，50%到60%为温饱，40%到50%为小康；30%到40%为富裕，30%以下为最富裕。目前欧美等发达国家一般为20%左右，2003年我国城镇居民为37.1%，农村居民为45.6%，消费水平差距十分明显。如果能有效解决收入分配上的两极分化问题和资源公平分配的问题，致力于国内中低收入阶层收入状况的改善和市场需求的拓展，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潜力，将带给中国经济增长乐观的前景。 (4)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态势。比较优势，如果单纯从“后发优势”、市场潜在规模以及劳动力成本而言，实际上并没有很大意义。“‘后发优势’+劳动力成本优势+巨大的潜在市场+持续增长能力”这种组合，才能构成强竞争力的增长优势。也正是这样一种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