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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 2008-11-16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卜宪群 30年来，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都取得了世所瞩目的成就，社会科学的发展也步入繁荣昌盛的新阶段。中国古代史学科作为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也同样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一、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环境变迁 史学研究从来都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分不开。 这里所说的时代环境，通常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指该时代的社会变化对史学研究产生的影响；二是指该时代的学术积累对史学研究所产生的影响。前者反映出史学与社会的关系，后者反映出史学自身的内在发展逻辑。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是从古代史领域中点燃的，“文革”中的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等许多问题也和中国古代历史相关。在那场浩劫中，许多著名史学家受到迫害，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也受到严重歪曲，学科建设在那十年中陷入停顿。客观来看，当时的中国古代史学界还面临着更深层次的问题。首先，人才培养的断层和学科建设的停顿，导致研究力量严重不足。其次，对理论的简单化、教条化、公式化的理解以及对史学功能的片面认识，使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存在着研究领域狭窄、研究方法单调、缺乏对中国历史自身特点和规律的整体把握，以及对海外研究状况不了解等问题。再次，由于社会转型和史学自身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使包括中国古代史在内的整个历史学受到了所谓“危机”论的冲击。这些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依然存在且无可回避，解决起来步履维艰。但随着国门的打开和社会的转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深入人心，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环境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回顾30年来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环境变迁，大体有这样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人才培养有了制度化保障。1977年恢复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已经录取了两届学生，研究生招生也在1978年恢复，其中就有不少中国古代史专业的学生接受专业训练。需要看到的是，五四运动以来出现的一批史学大家在新时期之初还硕果仅存，而新中国成立前后崛起的一批学者可谓学贯中西、文史兼长，其学术生命仍风华正茂。新中国成立后培养起来的一批学者，对唯物史观有着真诚的信仰，时值中年，表现出旺盛的学术生命力。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学术传承的环境与氛围，才使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今天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中坚力量。 （二）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有了长远的发展规划。1979年初在成都召开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的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汇集了来自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出版部门的280多位代表，是改革开放以后史学界的一次盛会。这次会议对历史学科建设与发展中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修正和落实了八年规划（1978―1985）。此后中国古代史各专业研究会的成立，历史大辞典、大百科全书历史部分的编撰，多种历史资料的整理出版，各断代史、专题史的重点研究方向的确立，都与这次规划会议有关。特别是各断代和专门史研究会的成立，至今仍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有着重要推动作用。在中央新成立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领导下，1983年在长沙召开的全国历史科学规划会议，首次将规划项目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被列入规划的中国古代史学科的一些项目，如白寿彝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戴逸、王戎生主编的《清代通史》和《清代人物传》等，具有重要价值。1991年6月,中央决定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下设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负责制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并进行资助，多年来对中国古代史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国家重点投入开展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和清史编纂工程都属于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中的课题。1980年恢复活动的中国史学会和各省、市、自治区的史学会长期以来也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推进做出了贡献。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为代表的科研机构和各大学的历史学院（系），是推动中国古代史学科体系完善和学术研究前进的核心力量，其中一些有特色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基地、中心在各地逐步形成。 （三）开放的信息交流渠道已经形成。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对外交流就已经开始。港台及海外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信息通过翻译、介绍等渠道被大陆学者所认识和了解。随着开放的深入，许多港台及海外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专著也被翻译、介绍过来。现在，在很多具体问题的研究上，大陆学者与港台及海外学者的研究可以说是站在同一起点上了，地域性的差别已经大大缩小。 （四）学术研究的社会环境大为改善。新时期以来，将史学简单地视为政治工具的观点及做法被纠正过来。对马克思主义简单化、教条化、公式化的理解遭到摈弃。科学地对待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发挥其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进程中的应有作用，是中央对历史学界的期望，而重点尤在古代史学片。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全社会的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