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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我的老师饶宗颐 (全文) 汪德迈 2015 年3月 17日 首先让我感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邀请我担任 2015 年饶宗颐访问学人，这对我是一种 荣誉，同时我也是怀着感激之情来参与这件事，可以让我回忆起与恩师饶宗颐先生相处五十年的经历， 特别是那段我年轻的时候在香港大学曾为饶公学生的那两年的经历。纵观半个世纪以来，我跟我的老 师之间的这种特殊的师生关系，这种独特优秀老师与普通的学生的关系，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中断， 甚至没有一刻松弛。我现在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院校的学者，而饶公则是一位伟大博学的大师，我非 常荣幸，我和饶公还有来往。可是我们之间差距太大，以至于自己羞愧地感觉没有资格在这里谈论他。 然而我的这种自觉有失礼仪的心态却被大师众多高尚质量中的一个，他谦逊的目光所扫去。所以我仍 然坚持向你们谈论他，准确地说介绍他，我的老师。但我向你们谈到的不会是他的学识的这一块，这 方面我以为应该有人能比我更有资历来介绍他，下面我将用我能有幸陪伴他至今历程中的经验介绍凡 人的饶宗颐，伟大的世界著名学者背后的凡人饶宗颐。 我记得饶公最初与法国的汉学之间的联系缘于他与法国院校汉学界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保罗·戴密 微（戴密微）之间令人难忘的友谊，那是在第二次世界战争结束的第二天。这种友谊是怎么样产生的 呢？那是在 1956 年的9月，饶公到巴黎参加青年汉学家第九届研讨会议的时候。Paul.Demiéville 保 罗·戴密微（戴密微）先生后来告诉我，他是被饶公破译的今存于大英博物馆的敦煌遗书中编目为 “Stein6825 ”的残卷之事所吸引。在这之前，这篇内容涉及《老子想尔注》的抄卷当时尚未获鉴 定。Paul.Demiévile自己在巴黎的国立图书馆做编目工作，做伯希和敦煌资料研究，他的经验告诉 他，要弄明白这类文件如何之难。这正是为什么在戴密微先生之前，其他的在西方的汉学家没看到这 样一位中国知识分子的天赋，还是一个没有大学学历的学者，并来自一个对商业比对文化更重视的中 国英属殖民地，甚至比戴密微先生还年轻十五岁。饶公当然也看出了这位这么了解中国文化的极有水 平的法国大汉学家对他工作的欣赏。两个伟大的心灵一拍即合。饶公于是在西方汉学的广阔领域选择 了法国汉学界希冀他选择的和他所钟爱的研究领域，而法国汉学界也因此授予了他很多的荣誉 ： - 1962 年获斯塔尼斯拉斯儒莲奖. 儒莲：法国汉学家[ -1797 年-1873 年] - 1980 年获巴黎亚洲学会荣誉会员头衔 - 1993 年获索邦高等研究院荣誉博士学位 - 2013 年被授予法国金石和文学院外国院士头衔。 饶公曾经来过十几次巴黎，其中三次他是用完整的时间和他的法国同事一起参加的研究活动， 1958 年和1964-1965 年的那两次是由戴密微先生以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 ）的名义邀请他 来的。而1978 年的那次是我以法国高等学院（EPHE ）的名义邀请他来参加我领导的研究项目。另 外，饶公在 1972 年至1973 年期间被任命为法国远东研究院驻香港的学术代表。他还参观了法国远 东研究院驻印度本地治里（Pondichéry）的研究中心（1963 年）和驻越南河内的研究中心（1992 年）。 至于我，其实我从事中国文化方面的研究没有受到过任何人的影响：我的任何亲人都不了解中国。 也不是为了这样或那样某种职业生涯的需要，而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读了乔治·冯·德·格贝勒茨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1840-1893)的一本中文语法书之后，立即让我对中国语言产生了极大的 兴趣，使我发现它不仅与我的母语法文不同，与我在中学时期学过的其它的外国语言，拉丁文，希腊 文和德文，都不同。正是这个原因，在 1945 年至1951 年间我在巴黎大学用了六年时间学习了哲学 和法律，同时我也在巴黎法国立东方语言学校开始学习中国和越南语。后来，我从 1951 年到1954 年期间在西贡的一所高中任过法国文学和西洋哲学教师，接着1955 年在河内一所高中还任过教。 1956 年我在河内被法国远东研究学院（EFEO ）聘用为研究者。在当时的远东研究学院里，汉学方 面的学术研究是由戴密微先生领导的。戴密微先生已经认识我，因为在这之前，在我 1945 年进东方 语言学校念中文的时候，当时他还不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