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政府间关系地方政府管理.ppt

问题：缺乏有效的促进城乡合治的制度安排；匀质型地区市管县功能丧失； 规模小、辐射功能弱的城市, 小马拉大车现象严重；管理层次过多，行政管理成本高；市县政府最大化本级政府利益的博弈行为。 市管县的三大弊端 1. “市管县”并无明确法律依据。 1954年宪法到1982年宪法，我国一直沿用的是省、县、乡三级行政管理体制，宪法和相关法律中并没有地级市这个概念。宪法第三十条规定：省、自治区分为“自治州、县、自治县、市”；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县”。自治州分“县、自治县、市”。也就是说，“市”与“县”并非目前实际上的上下级关系。而且，无论是横向比较当今国际通行的情况还是纵观古代中国，实行的都是三级行政体制。80年代之后逐渐演变成为省、市、县、乡（镇）四级。 2.市管县造成漏斗效应。 财政漏斗特指由于一些地级市本身城区的经济体量较小，靠自身财力不足以每年拿出几个亿的资金维持地级市运转，只能靠行政手段对下“抽血”、对上截留。在市管县体制下，市政府所在地的市区便成为饱受偏爱的“长子”，政府资金和政策都强烈对其倾斜，而那些较偏僻落后的县却只能任中心城市劫贫济富。在很多地级市争建“百万人口大城市”，“花园城市”，“联合国最佳人居城市”的同时，其所辖的县却成为国家级贫困县，这正是这种市管县体制的恶果。 3. 富县收编，穷县放逐。 在市管县的体制下，还会出现一个常见的现象，那就是市一级机构对辖下的经济发达地区非常感兴趣，往往有将其变为区一级人民政府的冲动。因为一旦由县变成为区，那么市一级政府就有了更多的财政权。在市管县的体制下，富庶地区往往很容易被市一级政府收编为市区，但是市一级财政对于经济欠发达的县却没有更多的财政支持。 （2）行政区划的变革：“省管县” 所谓省管县就是赋予县城全部权限（辽宁），省政府直接对应县政府，彻底与市脱钩，其核心思想就是“留利于县”。 浙江的“强县扩权”尝试 除宁波外，浙江其他10个市的市（县）财权、部分事权以及党政一把手都直接由省管理，这就是浙江省管县的体制特征。 1992年，浙江对13个经济发展较快的县市进行扩权，扩大了县级政府机关在基本建设 、技术改造和外商投资等项目的审批权。 2002年8月17日，313项属于地级市经济管理的权限被下放到20个县级行政区头上。涵盖了计划、经贸、外经贸、国土资源、交通、建设等12大类扩权事项。 随后一条更显决心：对国务院有关部委办文件规定的，须经市审核、审批的事项，原则是也要放。 “省管县”的优势： 强县扩权无异给条件好的县市进一步发展优化了发展环境，使之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形成一批经济活力强、发展速度快、综合素质高、带动能力大的县市，促进了城乡经济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避免了中间环节“市刮县”和“抽水机”现象；避免了实力有限的地级市难以实现对整个市的有效管理的情况的出现。 问题？ 问题：城乡关系问题；改变层级的本意在于提高行政效率，但事实上事与愿违；文化层面问题的障碍；导致省的区域设置又显过大，又存在一个划小省区的问题，其中原有政治生态的调整更是一个复杂的事情；市与市的壁垒演变成县与县的壁垒。 省管县只收财权还不够 现有的条件下，当县级政府的财政婆婆由市变为省时，这当然是一个进步，有利于实现县一级政府财权和事权的匹配。但是在当下中国，仅仅谈财权和事权的匹配并不能够解决问题，还需要看到隐藏在事权和财权背后的更为重要的权力，那就是干部人事权。如果县级政府的干部人事权还是由市一级政府掌控，那么明处的财政权还会受到暗处的人事权的牵制，同时还会造成县市之间的矛盾，无法落实县一级的事权。 财权事权分立的矛盾仍待解决当省级政府将原本属于市级政府的财权收归其所有，但是这并没有减少县级政府的事权，也没有增加省级政府的事权。因此，省管县的最大受益者就是省级政府，未必是县级政府。而对于市级政府来说，虽然失去了截留财政的机会，但是由于其行政级别上的优势，它还可以以城市化为借口，通过撤县设区的方式将富裕的县级机构变成市辖区，同时，它还可以以财政归省管为理由，名正言顺的减少原本它对经济不发达县的财政支持。 扩权强县，监督必须配套，“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在没有政治分权的前提下，强县扩权往往会导致县级领导的权力过大，增加县级领导的权力寻租现象，从而导致县级政府的腐败增加。海南省作为中国最为彻底的“省管县”模式，县级领导往往比其他身份拥有具有更多的权力，因此腐败现象也比其它省份严重。2005年海南省临高县原县委书记吴光华、2006年屯昌县原县委书记徐清学、2007年文昌市原市委书记谢明中均因腐败案而落马。在目前的体制下，如果仅仅是增加了县级一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但是没有在监督制度上作相应的改进，难保这些县级领导不会将这些巨大的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