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自传、性别与历史：对凌叔华《古韵》的解读论文.docVIP

　　浅谈自传、性别与历史：对凌叔华《古韵》的解读论文 .freelelo—dies)，在同样战争的背景下，许多女作家也同样自觉地选择自传写作，表现了她们对于现代性和战争的反思。本文以凌叔华的《古韵》为中心，通过比较郭沫若、萧红等人的自传作品，以自传中的“自我”概念为切入口，试图阐释战争背景下的女作家的自传写作的重要意义。 自传或者说自传体文学(在本文中讨论的自传是广义上的自传，即包括有虚构成分的自传性作品)的特点.freelelodies)直接原因。这段文学史上的往事中有意思的地方是，为什么这两位女作家会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自传写作如此关注?如果不把它看作一个偶然的话，笔者认为，在这样历史背景下的自传写作本身就包含了作家对于个人、性别、战争等种种问题的独特思考。 维吉尼亚·伍尔夫对于自传文体的关注绝非偶然。从她创作《奥兰多：一部传记》开始，就开始表现出对传记的偏爱。在她晚期作品中，被倾注最多心血的，不是《三个金币》，也不是《岁月》，而是《罗杰·弗赖传》。她在作品中毫无保留地表现出对于传记的赞赏与热情。我们甚至可以找出更多例子来证明女作家对于自传的“偏爱”。伍尔夫在研究19世纪英国女作家的小说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十九世纪初期，妇女写的小说大部分是自传性质的。导致她们写小说的动机之一，就是渴望揭露她们自己遭受的苦难，为她们自己的事业辩护。”亚洲的民族主义、后殖民主义问题的研究专家、著名的印度学者查特济(ParthaChatterjee)以19世纪孟加拉妇女的传记和手记为基础，探讨关于妇女与民族关系的问题时，发现了这样的事实：“直到现在，记着这样的事实是有用的：孟加拉女性传记文学几乎都是自传。 无独有偶，2O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女作家普遍采用Ih传体的写作方式也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注，五四’以来的中国女性作家大都选择了自传性的文体来进行真正女性写作的艺术尝试”。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梦珂》，谢冰莹的《女兵自传》都是当时影响很大的自传性作品。在抗战爆发的背景下，一些女作家也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自传性写作。1938年，凌叔华开始写作《古韵》，而萧红则是继《生死场》之后，开始创作她自传性最强也是最为出色的作品——《呼兰河传》。然而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自传与女性之间会有如此特殊的联系?更进一步是，女性的自传体创作表现了她们哪些独特的历史意识? 自传与女性之问这种特殊联系被一些评论者解释为早期女性写作“不成熟”的表现。女性作家大多只会选择与她们生活环境相近的题材，没有描绘广阔的社会画面。萧红的《呼兰河传》就被茅盾批评为是“被自己狭小的私生活的圈子所束缚和广阔的进行生死搏斗的大天地完全地隔绝了”。造成这种不成熟的原因是女性生活环境的局限。这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道理，然而这种论断所忽略的是，女性Ih传中“不成熟”与“狭小空间”是否也展现了另外一种历史意识?是否女性自传的重要价值被某种预设的“标准”所掩盖了? 二、自传与“自我”意识 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自传基本上被公认为是源白西方的一种文类，它的出现是与一种所谓“现代”的“个人主义”的思想相关的。本文所讨论的自传，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自传与小说的最大区别，并不在于所谓的“真实性”，而是在于自传必须直接面对“自我”的问题。正如当代法国学者菲力普·勒热讷(PhihippeLejeune)所言，“自传和小说的区别，不在于一种无法达到的历史精确性，而仅仅在于重新领会和理解自己的生活的真诚的计划。 自传文学的出现和发展被认为是中国文学“现代”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与萌芽于晚清并由“五四”发扬光大的“个人解放”的潮流紧密相连。捷克学者普实克就认为：“侧重主观性、内向性，倾重描述个人经历同时也侧重抛弃一切幻想去反映生活、甚至包括理解生活的全部悲剧意义的现实主义的观点——这种总倾向的最突出的成就是中国的自传文学。然而普实克的这段话体现了中国自传文学的某种矛盾性特征，它一方面侧重个人的主观性和内向性，另一方面却与西方自我剖自式的“忏悔录”的自传传统不同，外部的“现实”——社会、时代成为比内心的省察更重要的内容。这在郭沫若的自传《我的童年》的前言中表现得最明显：“我不是想学Augustin和Rous—seau表述什么忏悔，我也不是想学Goethe和Tolstoi要描写什么天才。我写的只是这样的社会生出了这样的一个人，或者也可以说有过这样人生在这样的时代。郭沫若所谓的“时代”、“社会”，更确切的说，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郭沫若、胡适的自传都呈现出一个特点，重大的政治事件的发生，以及一种“现代中国”的意识，都成为个人成长历史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郭沫若的自传《少年时代》一个显著特色是，每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的发生，都对应着他个体的成长变化，通过将国家的历史变迁与个人的成长历史作平行的连接，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