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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供给与需求的市场力量 扩展阅读资料： 器官捐献与器官买卖 2000年，美国大概有5万人等着进行肾移植手术，但是只有1.5万例左右肾移植手术能够成功实施。这表明，在接受肾脏移植手术前，每个人平均等待的时间大约是4年。肝的供需缺口已经超过了1万人，这表明肝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也有好几年。 2000年，大约有3000人再等待肾移植手术的过程中死去，大约有1500人在等待肝移植手术的过程中死去。在其他国家，很多人也在等待器官移植的过程中死去。这些人中有的可能死于其他原因，但是毫无疑问，大多数人还是因为没能及时移植器官而过早死去。 如果利他主义的力量足够强大，器官的供给就会足够多，从而与需求持平，我们就没有必要改变现有制度了。但是，在任何一个实施大量器官移植的国家，情况并非如此。虽然没人捐献的器官数睡着时间流逝会有所增加，但是需求上升的速度更快。结果是，在大多数国家，等待器官移植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尽管政府也在鼓励人们捐献器官或进行其他激励措施的尝试。 近几年，美国采取了几项措施以改进可用器官在需求者之间的分配，比如优先考虑受益最大的人。这些措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并没有使等待人数停止增长，也没能避免大量的人再等待移植手术的过程中死去。一些国家采取了一种器官“退出”机制，即死者器官可以用于移植，除非死者生前表示他们不愿意现出自己的器官。阿尔贝托·阿巴迪和塞巴斯蒂安·盖发表在2006年《健康经济学》上发表的文章，题为“关于死者器官移植的推定同意法案的影响：一个跨国研究”，发现这种退出机制可能比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采用的“自愿”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产生更多的可用于移植的器官，但是他们无法减少器官移植的等待人数。 对经济学家而言，器官供需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和几乎其他所有国家都禁止器官买卖。这意味着，在现行法律下，人们死后捐出自己的器官，或者当他们在世时就捐出肾或者肝，仅仅是出于利他主义之类的动机。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捐献者在捐献器官时都是活着的，肾移植和肝移植都是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移植。在活体肝部移植手术中，捐献者只需捐出一部分肝，这部分肝脏随着时间流逝会在接受移植者体内慢慢长大，而剩下的部分会在捐献者体内继续再生。 如果改变法律，允许器官买卖，一些人即使不会出于利他主义动机捐献器官，也会出于经济利益出售器官。这样一来，器官供给量可能有所增加。在一个自由市场中，移植器官的价格处于一个能够消除过度需求的水平。在一篇关于活人器官捐献的潜在市场的文章中，水牛城大学的夏利奥·伊莱亚斯和我曾估计活人器官的市场价，肾可能是15000美元左右，肝是35000美元左右。（加里·S·贝克尔和夏利奥·乔治·伊莱亚斯：《活人和死者器官捐献的动机介绍》，《经济学展望》第3项，2007年夏。）但是我们认为，由于数据太少，我们无法确定这些数字就是供需持平的均衡价格，他们可能太高或者太低。但是即使我们的估测值只有实际均衡价格的一半，其对器官移植总成本的影响也不会太大，因为美国现在的肾移植花费大约是10万美元，肝移植大约是17.5万美元。 一个进行器官买卖的开放市场将大大限制如今的黑市，在黑市，需要器官移植的人在土耳其之类的贫穷国家进行手术，因为那些国家对器官买卖的管制很松懈。但由于这些国家的手术质量和医院自制比发达国家低得多，这通常大大降低了移植器官的质量，还会降低移植器官和移植器官类型的匹配程度。 尽管有如此强烈的理由支持器官移植商业化，我仍然不希望器官市场在不久的将来取得许可，而且反对的声音很激烈。一些批评家认为身体部位的“商品化”是不道德的。更多思想缜密的批评家认为，允许器官买卖事实上会减少可用于移植的器官总数，因为器官买卖会减少出于利他主义动机的器官捐赠数量，其减少幅度会大于商业化销售使器官攻击的增加幅度。但是，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由于现在只有一小部分可以用于移植的器官。无论捐献者死后还是生前捐出器官，如果对捐献者进行补偿，将在很大程度上拓宽潜在器官市场的规模。 其他一些批评者同意我的观点，即允许器官买卖对器官总体供给的影响可能是重大的、积极的，但是他们反对这样的市场，因为他们相信因商业化而增加的器官供给大部分将来自于穷人。事实上，他们认为买卖器官会促使穷人把器官卖给中产阶层和富人。如果在征得穷人同意其死后卖掉他们的器官，我们就没有理由提出任何异议，而出售器官所获得的收入将以遗产形式留给父母或是孩子。如果主要是穷人卖掉了他们的肾进行活体肾脏移植，谴责声就会很大。但是如果剥夺了他们出卖自己器官的权利，贫穷的捐献者的境况就会变好吗？如果主要是穷人卖掉了他们的肾进行活体肾脏移植，谴责声就会很大。但是如果剥夺了他们出卖自己器官的权利，贫穷的捐献者的境况就会变好吗？如果这是合理的，我们可以制定一个配额，规定收入在某种特定水平下的人可以卖出的器官数，但是这样做能够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