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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南北朝文学史著述分期实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先唐时期文学史书写研究”（项目编号：11CZW02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任慧，刘静 （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北京 100029；河北经贸大学人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61） 〔摘要〕中国古代存留大量的文学史著述，虽然形态各异，也有异于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文学史体系，却足以证明中国具有悠久的“文学史”传统以及丰富的学术资源。南北朝时期尤其可视作这一资源的一个范本。从檀道鸾、钟嵘、沈约、萧子显、魏收、姚察等人带有文学史性质的著述中，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对文学史分期问题的思考与实践。总体而言，南北朝文学史家有关文学史著述的分期意识及其方法虽不免朴素粗略，但已经涉及到对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审视，其所表现出来的科学性、合理性，对当今文学史学的构建和完善依然具有较好的示范参照意义。 〔关键词〕南北朝；文学史；分期；实践；文学史学； 〔中图分类号〕I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909（2012）04-0118-05 作为一门从西方引入的现代学科，“文学史”进入中国只有百年左右的时间。学科舶来品的定位使不少人认为，拥有几千年文明的中国本土似乎没有自己的文学史书写。其实不然。伴随中国文学的萌生和发展，古人先贤敏感而又深切地感悟着文学发展历程的每一步，并用文字将之记录下来，形成了关于文学史的著述形态。这些著述虽然形态各异，也有异于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文学史体系，但所涉及的诸多方面已然表现出古人对文学发展历史的思考，保留于各种文献、资料中的文字也已构成现代意义的文学史研究与构建不可或缺的基础。而且，作为一种传统的学术形式，它们所展示的相对独立的学术范畴雏形，也足以证明中国具有悠久的“文学史”传统、以及大量丰富并有待发掘的学术资源。南北朝时期尤其可视作这一资源的一个范本。 从史学的角度而言，断限问题是史书内部结构确立的重要一环。史书的断限，指史书所记史事的起讫年代。司马迁在《史记》篇末交待：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班固《汉书》的叙述起讫年代则为：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说明中国传统史家断限的原则，一般从政权的“正统”观念出发。文学史作为文学的历史记载，在撰述过程中也势必涉及到时间问题，而与史书不同的是，文学史更加重视“分期”而非“起讫”。“我们在编纂或写作《中国文学史》的时候，首先要接触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1](P68)中国文学史“宏观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是根据文学本身的特征，确定中国文学发展的分期。做好了这一点，我们就大致可以看出中国文学的进程”[2]，“分期正是人们用以建构历史的重要手段”[3](P278)。分期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以南朝史家檀道鸾、沈约、萧子显、姚察和北朝史家魏收、以及南朝文学家钟嵘等人的代表性文学史作品为例，析其理念，探其方法，试寻绎我国传统“文学史”思维的特质，以期于今有所借鉴启迪。 一 檀道鸾，生卒年不详，概为刘宋时人。所作《续晋阳秋》一书记述东晋一代史事，虽已亡佚，但从《世说新语·文学篇》辑佚的这段文字来看，却是具有明确的时间分期意识的一段文学史书写佳作。檀道鸾认为，《诗》、《骚》是我国诗歌发展的两大源头，并以此为基点和原则，对两汉迄于东晋六百余年的文学发展情况分阶段进行了梳理回顾。这对后世实具发聩之功。 自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诸贤，世尚赋颂，皆体则《诗》、《骚》，傍综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诗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陆之徒虽时有质文，而宗归不异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至江左李充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询、绰并为一时文宗，自此作者悉体之。至义熙中，谢混始改。[4](P262) 对有汉一朝，檀道鸾以司马相如、王褒、扬雄三位文人为代表，赞其体从诗骚传统，至建安时期，达到文质并重的“诗章大盛”的局面。而西晋潘岳、陆机等人虽时有质文，但已缺少深刻的社会意义和积极的人生理想，较为单纯地追求华彩和绮丽，同汉以来的诗统已有明显差别。尤其正始年间之后，玄言注入诗歌并渐趋统治诗坛。玄言风气始于魏正始之王弼、何晏，他们崇尚“庄、老玄胜之谈”，引发世人对玄学的追慕，到东晋偏安江左之时，更是风靡一时，在檀道鸾眼中，尤以李充为最。在五言诗方面，郭璞将“道家之言”引入玄言诗的创作，以《游仙诗》横亘诗坛；而许询和孙绰作为东晋玄学的中坚人物和玄言诗代表作家，又吸收佛家妙义入诗，由曹魏西晋时期的庄、老、易“三玄”，演变为佛道融通的四玄之学。这就彻底抛弃了两汉以来的诗骚传统，导致“《诗》、《骚》之体尽矣”。直到东晋义熙年间，以谢混为代表的山水诗的兴起，才一转百余年的诗坛玄言之风。 整体而言，檀道鸾没有照搬朝代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