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教授在人大法学院学位授予仪式暨毕业典礼上的发言.docVIP

李教授在人大法学院学位授予仪式暨毕业典礼上的发言 亲爱的同学们，亲爱的同学们的爸爸妈妈们，亲爱的男同学们的女朋友或太太们，亲爱的女同学们的男朋友或先生们，亲爱的嘉宾们、以及我亲爱的同仁们：上午好！ 　　无疑，大学毕业典礼是一个特殊的时刻。在这样一个特殊时刻，很荣幸能作为人大法学院的教师代表在台上再露它一面、再以老师的身份与大家聊上几句。呵呵，这一面、这几句于我，显然很“重要”！因为，它能“扫盲”，以至于至少在你们这数百人中不会有人再以为我是男的，进而想当然地将我分到男生宿舍、想当然地视我为羽毛球队的男队员、想当然地问“是李学军老师亲自来发言么！？”哈哈，“有图有真相”、“露面即证据”。 好了，玩笑话就此打住，否则主持人该请我“下课”了！ 在领受了本次发言任务后我一直在想，我该说点什么，在我们人大法学院又一届学子毕业的那一刻？正当我举棋难定、犹豫不决时，两件事发生了——当然，自媒体如此发达的时代，我们每天接受到的信息显然不仅仅只关乎两件事儿，但恰恰是这两件事，让我的发言，有了内容。 　　第一件事儿。6月6日，在被执行死刑21年，在家人、律师、媒体、学者等执着追问真相11年，在山东高院受命复查却又四次延期总计持续1年半后，最高人民法院终于作出了“(2016)最高法刑申188号”《再审决定书》启动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一案的再审工作。此消息一公布，为该案终于有了实质性突破、为真相终于不再遥远而欣慰、而感慨、而雀跃者，众！无疑，有关聂树斌一案的“188号再审决定书”令我们深深感受到我国的法治建设没有停滯、没有搁浅，相反，却正在全力推进中！ 　　下面再说第二件事儿。6月7日、8日高考结束后，朋友圈里流传着这样一个贴子《法学专业：连续6年被评为最没用的专业》。 　　这两件事儿几乎前后脚抵达我的大脑，其予以我的冲击显然无比强烈：一方面，经由聂树斌一案，我们深知中国的法治建设任重而道远，这既任重而道又远的法治建设需要我们法学专业人士从理论、从实务等方面共同努力；但另一方面，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接受了系统、严格培养的法律人却又被告知，我们掌握的法学专业知识最为没用！ 　　这是一个喧嚣的时代，这是一个碎片化信息无处不在的时代，这是一个多怀疑、少信仰的时代，这是一个社会矛盾极为多样、社会冲突极为剧烈的时代，这是一个……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们可以继续罗列下去。但无论再怎样罗列，以法律人的视角言，我们现在正处于的时代终归可概括为，一个渴望法治、期待法治并正着力建设法治的别样时代、关键时代！ 　　在曾被我们的大元院长要求“做一个内心纯净的法律人”、“做一个真实的法律人”、“做一个有责任心、敢担当的法律人”之后，作为法律人、特别是作为人大法律人，站立在中国当下的法治建设潮头，我们该做些什么、能做些什么？我们的所学之专长法学，真的无用了么？！ 　　说来是巧合。在毕业季的今天，我站在这儿作为人大法学院教师代表发言；而三天前的6月14号，我则在我第一母校中国刑事警察学院，为全校毕业生做最后一次讲座，《“法眼看侦查”：无罪裁判中的证据法学问题研究》。三天之差，两次面对数百名毕业生，在感叹时光如梭的同时，我不得不正视这样的现实：今天，我毕业30年了，整整30年！30年前的我，如同今天的你们，坐在台下，无疑不知后30年将会走出如何的人生轨迹、留下怎样的人生记忆；但30年后的我，面对今天的你们，站在台上，或许能借我的回忆，回答一下前面的几个问题？即作为法律人，作为系统接受过专业培养的人大法律人，我们该做些什么、能做些什么？我们的所学，真的无用了么？ 　　感谢母校中国刑事警察学院，不仅仅授我以一技之长，教会我如何为人、为学，令我有了相应的自然科学知识，得以将法律与技术相结合去综合研究、审视我们的诉讼之基石即证据；它更为我提供了接触实务的机会，也就是，在大学期间我就参加了我国的第一次“严打”活动。即使那时我曾亲眼见过被抓捕者、被“从严、从快”宣判者被弄得没有人样，但基于当时所处的时代及当时所能及的理念，我压根没想到过这些被“严打”者中或许有被冤枉者、“严打”或许有违程序公正的价值追求。相应地，即使在我们人大法律系完成硕士学位的攻读并留校任教，混沌的自己也只是认为，我的所学、所长，不过是饭碗、不过是个体独立的经济保障。然而，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前行、伴随着我国经济的腾飞、伴随着法学理论研究的多元化和深入化、伴随着人大法学院法学大咖们的引领及感染，我深刻意识到，作为人大法学院的法律人，在中国的法治进程中，我该做点事、我能做点事！我的法律专长，怎么会无用！？怎会只是饭碗？！ 　　不是吗？《刑事证据大全》、《漂移的证据法》等证据法学专著的译介，普通高校法律院系由《侦查学》到《证据调查学》的科目转型，《证据法学》在人大法学院之必修课学科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