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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探究 　　摘 要：本文从社会人口因素、经济因素、个人主观感受因素三个维度出发，选取15个自变量，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对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是否有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阶层意识、对未来的预期、生活满意度以及对居住地环境满意度等都是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提升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在国家层面，应继续推进社会医疗和养老保险等社会政策，减轻农村居民的负担；在社会层面，应营造一种和谐、积极向上、充满希望的社会氛围，使农村居民能够时刻保持对未来的希望，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满意度 关键词：幸福感；影响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4-0067-04 一、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现状 古希腊时期梭伦将中等财富视为幸福应具备的五个要素之首，莱德博在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也表明，高收入者体验到较多的正向情感，而低收入者体验到较多的负向情感。此后，便展开了在国家内和国际间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西方对SWB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经历了研究的描述阶段和理论建构阶段，目前已经进入了理论深化阶段 学者苗元江（2004）认为幸福首先必须有物质生活条件，性别、文化、目标、健康、婚姻与人际关系都影响着幸福感。学者陈有真、贾志永、周庭锐（2009）从幸福感的内涵和结构出发，认为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包括：人格特质因素、社会人口因素、经济因素、情形性因素和体制性因素五大类。学者王健、孟庆跃、Winnie Yip等人（2009）通过对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文化程度、相对经济状况、失眠状况、心情抑郁和时间压力对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影响。学者温晓亮、米健、朱立志（2011）则通过对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中1990―2007年的中国部分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近20年来中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呈下降趋势，性别、年龄、健康、婚姻、教育和工作，以及相对收入和社会失范都影响着主观幸福感。学者边燕杰、肖阳（2012）从生命历程论、社会融合论、地位分化论的视角分析对中英两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年龄、健康、地位分化、社会融合程度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且英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平均水平高于中国居民。学者刘美秀、王夏华、汪正忠（2013）通过对CGSS2006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认为教育水平对幸福感的影响先呈现促进效应后转变为抑制效应。学者陈文、陈华（2013）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发现，经济收入与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关系，但与幸福并无必然联系。而居住环境、睡眠时间、健康状况和社会支持是影响其主观幸福感指数的4个主要因素。学者陈志霞、李启明（2013）采用主观、心理和社会幸福感综合幸福感量表分析发现，不同城市类型、社区类型、文化程度、婚姻状态的居民幸福感具有不同的特点，经济收入、人格特征、社会支持和城市管理是影响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重要因素。学者徐映梅、夏伦（2014）从“收入-幸福悖论”现象出发，基于人口学、经济、家庭、工作、人际关系和情感等因素的综合分析框架分析，发现协调好经济与居民需求之间的关系能够切实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学者党云晓、张文忠、余建辉等人（2014）以北京为例，基于大规模问卷调查和个体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框架的分析发现：不同社会经济属性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差异明显，户籍归属地、制度因素、工作时间和迁居对个体幸福感均有显著影响。学者杨东亮、韩枫（2015）基于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发现：流入地区差异、教育程度、流动距离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而性别、年龄、户口、流入时间则没有显著性影响。学者杨建科、雷鸣、张磊、边燕杰（2016）基于对2010年的西部综合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西部居民与东部相比，幸福感总体不高。认为身心健康、身份特征、地位差??和社会融合依然是影响西部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变量，是从更高层次上影响西部居民幸福感的重要维度。2016年，学者孙计领在《“新常态”下政府如何提高人们的幸福感》一文中利用中国数据调查（CGSS）2013年的数据，通过实证的手段研究了民生满意度对于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提高收入并不一定能够一直提升居民的幸福感，但提升居民满意度是提升幸福感的一个非常稳健的方式。在影响民生满意度的微观个体因素中，公共服务充足度、均衡度、便利度、普惠度的满意状况对于民生满意度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收入和民生满意度呈倒U关系；受教育程度、阶层认同和主观家庭经济地位对于民生满意度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综合而言，现有的关于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大都认为经济收入、教育程度、户籍归属地、生活满意度以及阶层认同等是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所以，本文以CSS2013的调研数据为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