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公文化与六朝氤氲.docVIP

陶公文化与六朝氤氲 研究湘潭文化史，会发现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陶公文化。明代万历年间任礼部尚书的湘潭人李腾芳，在《陶公山纪胜》一文中写道：陶公山，晋代大将军陶侃衣冠冢之地。这里草繁树茂，白鸟齐飞则遮天蔽日，白鸟齐鸣则如万方乐奏。山下有高数十丈的巨石雄踞江岸，石上有陶公亭，或供陶侃远眺南岳，故又名望衡亭；或供陶侃来此垂钓，崖下有深潭即是陶侃垂钓的鱼潭。深潭之西有山溪流入，溪上有桥也名为陶公桥。沿陶公山北行一里有水池，即陶侃洗笔砚之池。此地都以陶公命名，实为湘潭百姓敬重陶侃的德品和功绩所致。陶公山原名壶山，位于湘潭市区西头，于湘江冲击平原突兀而起，以其山形似壶而得名，扼一城之形势。陶侃曾驻兵于此，故后人又称此山为陶公山。 陶侃是江西九江都昌县人，少时家贫，父亲陶丹早亡，全靠母亲湛氏纺织为生，东吴灭亡后全家迁到寻阳。在那儿，陶侃完成了他军政生涯的最初历练：干过管理渔业的小官，当过郡一级的重要官员——督邮，做过主政一方的父母官县令。乱世出英雄。义阳蛮张昌在荆州叛乱，陶侃领兵平乱，大破乱军。自此以后陶侃便以其战功一直升迁，最后当上太尉之位，并掌握重兵，都督八州军事并任荆江两州刺史，这在门阀世族垄断高位的东晋是一个例外。陶侃与湘潭的不解之缘导因于杜弢领导的湘洲流民起义。陶侃伐杜弢，除屯兵湘潭石嘴垴外，也屯兵于长沙岳麓山。湘潭的唐兴寺即陶侃故居所在地，杨梅洲是昔日的西晋水军军营，岳麓山的“杉庵”乃陶侃屯兵于长沙时的居所。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上的重要特征，就是确立门阀制度。这是按门第等级严格区别士族和庶族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上的不同地位，以维护门阀士族特权的制度。东汉以后，一批累世为官的世族大家开始形成。历经三国时期进入西晋之后，门阀贵族的腐朽统治，使社会矛盾急剧地发展起来，最显著的特征即是流民的大量涌现。西晋末年，整个社会陷入长期战乱、灾害和饥荒之中，各地出现流民起义，如湖北的张昌起义、湖南的杜弢起义、河南的王如起义和四川的李特起义，皆颇具规模。311年，成都人、醴陵县令杜弢领导因中原灾祸逃难而来湘中的流民起义，312年西晋王朝派王敦领陶侃、周访二大将率大军对付杜弢。已有平张昌之乱经验的陶侃，率军驻扎在湘潭壶山，指挥水陆大军沿湘江两岸向长沙杜弢大本营进发。杜弢率领流民军顽强抗击，三年中打了数十次仗，互有胜负。315年8月，陶侃、周访率晋军主力分别从南、东两路进逼，与杜弢决战。此间，陶侃成功策动杜军将领王真归降，至杜军大败，突围而逃的杜弢，死于途中。随着一场历时五年声势浩大的湘州流民起义划上句号，陶侃在风雨飘摇的西晋王朝成为望重功高的能臣。然而，此时西晋的气数已尽，杜弢兵败后的第二年即316年，维持了52年的西晋王朝走向灭亡。东晋续而代之，这是中国历史上在江南出现的第一个正统的政权。 正直而有能力的人往往容易遭到有野心之人的忌恨与排挤，陶侃即是一例。士族出身的王敦在领导出身寒门的陶侃平定杜弢起义的过程中，领教了陶侃文治武功的才能。自此以后，便一直嫉恨于心。打败杜弢后，朝廷拟调陶侃任荆州刺史，但由于王敦作梗，只好到更偏远、更荒凉的岭南任广州刺史。因王敦与王导共同协助司马睿建立东晋政权，王导任丞相执政于朝内，王敦当大将军执掌重兵，王氏兄弟权倾一时，出现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这段时期的陶侃在广州刺史任上，每天坚持“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既是锻炼身体，又行韬晦之计，可谓一举两得。王敦有称帝野心，曾以“清君侧”为名，从武昌起兵，攻入东晋的京都南京，只因得不到王导等朝臣支持，无法取东晋而代之，不久郁闷病死。东晋王朝躲过此劫后，327年却又迎来晋朝将领、叛臣苏峻之乱。苏峻攻入南京，大肆烧掠，引起朝野不满。陶侃以众望所归推举为讨逆盟主，平定了这场判乱，东晋政权才转危为安。陶侃因功升为侍中太尉，加都督，并封为长沙郡公，所驻节之湘中一带封给他作为“食邑”。也正因为“食邑”这种鱼水般的紧密关系，使湘中地区成为陶侃的第二故乡。 东晋332年6月，年届76岁疾病缠身的陶侃，正式上表朝廷要求辞去所有官职；8月病情加剧，溘然长逝。陶侃逝世，朝廷隆悼，并依照其遗嘱护灵柩回湘中，安葬于长沙树木岭。湘潭人民则在壶山建衣冠冢一座，立“晋都督陶桓公墓”花岗岩碑一尊，清代江苏巡抚黎培敬为墓碑撰有一联：“百甓勤劳芳土地，八州都督剩松楸。”“甓”者，砖也。松楸乃松、楸二树，墓地多植，因以代称坟墓。比陶侃小一千多岁的这位黎巡抚感慨万千：曾以每天搬砖锻炼身体的陶桓公啊，勤勉一生为这一方土地上的百姓造福，曾官至权倾一时的八州都督，到如今也只剩下坟茔一座。“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南朝著名诗人陶渊明是陶侃的曾孙，曾写有《命子诗》一首，表达对先祖功遂辞归、慎终如始的崇仰之情。《晋书·陶侃传》中总结了陶侃的诸多优秀品行，如：为人谦和有礼，为官忠于职守；执掌军政事务能亲自料理，没有遗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