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严肃文学观观照下的京派和海派.docVIP

沈从文严肃文学观观照下的京派和海派【内容提要】京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其发展衍变的过程可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一向抱定 严肃文学观不放的沈从文看来，以周作人、废名为首的前期主要成员，自20世纪20年代 末到30年代初已逐渐由积极走向消极，即由积极的社会性文化追求向消极的“趣味个人 主义”转化，并于1933年后与“海派”相融合。沈从文的《论冯文炳》、《文学者的态 度》、《论“海派”》等文章，实际上是对文学上的“趣味个人主义”和商人习气的共 同批判。其出发点完全是为了捍卫中国新文学的庄严性。【关 键 词】沈从文,京派,海派,文学观.一京派作家群，其实是一个成员庞杂，时空跨度大，在行进过程中无论其队伍还是其文 学倾向都有所发展变化的作家群体。一般认为它是由周作人、废名、俞平伯、杨振声、 沈从文、朱光潜、李健吾、冯至、曹禺、梁遇春、徐祖正、凌叔华、林徽因、梁宗岱、 李长之、萧乾、芦焚、田涛、袁可嘉、穆旦、汪曾祺等人所组成。如果着眼更广的范围 ，还可以包括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巴金、靳以等人。名曰“京派”，实际上地域因素在这个群体中并不占主要地位。它主要是由聚集地(先 是北京后为昆明、成都、武汉)的学者文化和学院文化孕育而成。作为一个文学流派， 其成员的群体意识也不强，他们既没有统一的、十分明确的文学口号，也没有有意识结 社成派的行为与打算。有的只是校园或学院文化中较为普遍的学术交流、文化聚会(如 读诗会等)性质的沙龙雅聚，或者仅仅只是个人间的交谊。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京海 论争”似乎促使了他们的群体意识由不自觉向自觉的转变，但同时由于文学观念与志趣 的分歧，也标志着它由前期向后期的过渡。这一由“虚”而“实”、由“前期”而“后 期”的发展衍变过程，又恰恰是这一群体的自然生存生态与社会接受生态互动的结果.诚然，校园或学院并不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但它毕竟不像政治社会那样动荡不安 ，而且还保持着文化上的自由与宽松。加之，文学并不等同于政治，文学的创作并不等 同于政治与思想的革命，因此，虽然同样聚集于大学的校园，从事文学革命的胡适、周 作人、鲁迅等的活动也就不同于专门从事社会政治思想革命的李大钊、陈独秀、钱玄同 等的活动。当然，作为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一支最早的生力军——“京派”，他们从 一开始就没有也不能忘情于社会人生，相反却积极地投入了批判旧人生、创建新人生的 行列。但是他们的主要成员却以自己的行动，对文学与人生的关系作出了既不同于政治 思想革命家，也不同于文学的社会解剖派和社会革命派的另一番解释。在他们看来，文 学的世界并不等同于现实的世界，文学所建构的世界人生之于现实人生，是一种自足自 为的世界人生，文学只有将日常的具体的实用的人生通过艺术的创造转变为审美的人生 才有意义。文学的真正社会功能，就是要在自然的人生状态中找寻“真切”和“真情” ，通过艺术的创造去探寻人生的真正价值与意义。因此，努力地实现和捍卫文学艺术家 及其艺术创造的独立品格，就成了贯串于前后期京派作家的文学观念的核心。他们总是 力图摆脱政治与经济的干扰，去创造一个自足自重自主自为、和谐圆融的纯艺术世界。 如果说京派作家也有一个共同的理想追求的话，那么，维护艺术的独立品格，构建自足 的艺术天地，实现艺术表现的“精”与“美”，就成了这个流派生存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　　然而，正像任何文学流派都是流动的发展的一样，京派的发展衍变历史也明显地呈现 出前后两个不同的时期。而两个时期的分界线，似乎可以以1934年前后的“京海之争” 为标志。在此之前，京派以周作人、废名为中心，依托《京报副刊》、《晨报副刊》、 《语丝》、《现代评论》以及1930年在北京创刊的《骆驼草》半月刊等，形成了其前期 的基本阵容。但是，随着《语丝》的终刊和《骆驼草》的创刊，以周作人为领袖的中国 现代“自由主义”文学即京派文学的骨干成员，也由积极的社会性文化追求向着消极的 个人主义的“隐逸”、“闲适”、“趣味”性追求的方向发展。这一点我们从沈从文写 于1933年10月的《论冯文炳》、《文学者的态度》(注：沈从文《论冯文炳》为1933年7 月所作，后收入1934年4月出版的《沫沫集》；《文学者的态度》1933年10月刊于天津 《大公报·文艺》。两文分别收入《沈从文文集》第11、12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出版 (下同)。)两篇批评性的文学论文中能够明确地品味出来。在《论冯文炳》中，沈从文首先对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支配”了一个时代的“文学趣 味”和独特的“文体风格”给予了高度赞扬，认为他无论是自己创作的小品文和散文诗 ，还是翻译的爱猫扑，爱生活小品文、古希腊故事以及其他弱小民族的“卑微文学”，都能“彻底 的把文字从藻饰空虚上转到实质言语来，那么非常切贴人类的情感”。他总是“用平静 的心，感受一切大千世界的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