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环境污染犯罪客观方面探析.docVIP

重大环境污染犯罪客观方面探析重大环境污染刑事立法的客观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客观方面进行探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客观方面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对该罪究竟应该属于结果犯、危险犯还是行为犯的争论。从修订前97《刑法》第338条的规定来看，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属于结果犯，只有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行为才能构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而该罪修订后的规定虽然摒弃了以往的强人类中心主义，不再规定要“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行为”，在弱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上向环境保护迈出了积极的一步，但仍然规定“严重污染环境的”才构成犯罪。这“严重污染环境的”仍是一种损害结果，只是将对人的损害提前到了对环境的损害，但实质上该罪仍属于结果犯。然而学界对该罪为结果犯的规定提出了很多质疑，并形成了两派观点，一派认为应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规定为行为犯，另一派则认为应规定为危险犯。在弱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下，笔者结合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对刑法中的结果犯、危险犯、行为犯做了一番思索和比较，认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被规定为结果犯的犯罪形态欠妥，而危险犯和行为犯都各具优劣 （二）国外重大环境污染犯罪客观方面简介 在探讨我国重大环境污染犯罪的客观方面之前，先看看国外一些国家的规定。一些西方国家非常注重刑法对环境污染犯罪的惩治和预防作用，规定环境污染犯罪的成立不要求法定危害结果的出现，只需实施行为或造成危险即可，如德国、欧美均是如此。对造成危害结果的，则以结果加重犯的相关规定处之 日本环境污染犯罪的成立，无论故意或过失，也不要求危害结果的出现，只需造成危险性，即日本环境污染犯罪属于危险犯。对造成危害结果的，也以结果加重犯论处。如《日本刑法典》第206条规定：“将毒物或其他有害健康之物，混入由水道供给公众的饮用水或者其水源的，处二年以上有期惩役。”第209条又规定了该罪的结果加重犯：“犯第206条之罪，其结果致人死亡的，处无期徒刑或者五年以上惩役。” 二、 弱人类中心主义视角下重大环境污染犯罪的客观方面 （一）重大环境污染犯罪之结果犯 结果犯，是“指以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外界的一定的变动即结果为必要的犯罪”。1行为犯，是“指仅以一定的行为为犯罪构成的要件，而不以结果的发生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2危险犯，是指对构成要件以之为前提条件的受保护客体造成了危险情形的犯罪。3即它不仅要求实施污染或破坏环境的危害行为，而且要求这种危害行为造成可能导致某种危害结果的危险状态，但仅仅是只需达到危险状态即可，而不要求危害结果。三者的区分正好表现出行为犯和危险犯的规定较之结果犯的存在在人类中心主义向弱人类中心主义迈进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因为环境污染事件遵循的是环境污染行为→环境法益遭到侵害→人身财产遭到重大损失这样一个时间和逻辑上渐进的过程，而由于环境污染的特性，其环境法益或人身财产法益的受损往往并不是马上就能呈现出来，可能需要几年、几十年或几百年的时间才会显露。假如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坚持结果犯的规定，强调对环境或人身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的实害结果出现之后再来关注、处罚和补救，势必会造成对前期环境侵害行为的纵容和对环境恶化过程的漠视，所以，坚持结果犯的做法只会带来我们周遭环境全盘严重污染的结果。这时就算剥夺某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自由或财产也无法挽回我们美丽宜人的自然环境，这种剥夺又有什么意义呢？！甚至可能到时已经过了追溯时效或已经找不到责任人了，失去即时惩罚犯罪的时机，使环境刑法的惩治和预防作用难以发挥。因此，在环境被全盘严重污染的惨景还未完全发生的今天，我们在立法上要做的就是防患于未然，将环境污染行为扼杀在摇篮之中，只要有罪过并实施了这类环境污染的行为或者行为足以造成危险状态，不须等到危害结果出现，就被认为是犯罪。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环境法益 （二）重大环境污染犯罪之行为犯和危险犯 既然行为犯和危险犯的规定较之结果犯都能更好地预防环境问题，那么它们二者之间又该做何种取舍呢？笔者认为它们二者之间各有利弊 （1）行为犯比危险犯要求的危害性程度更低，不仅不要求结果犯要求的危害结果的出现，也不要求危险犯要求的危害状态的出现。因此行为犯比危险犯对行为人的要求更高，定罪的时间更加提前，从理论上来说，是比危险犯更有利于环境保护的 （2）在我国的环境刑法中，已有行为犯的规定，如《刑法》第339条规定的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第341条第1款规定的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第151条规定的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刑法修正案（四）》第6条规定的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