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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标准的反拨 何继业 罗文禄 （四川大学法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证明是诉讼的核心，判断证明成功与否的证明标准便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然而，何谓证明标准？在基本概念都未达致共识的语境中，建构证明标准谈何容易!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证明标准不但可欲而不可求，即便建构也难以操作。与其建构不切实际的制度标准，不如另劈蹊径，转化观念，规范、完善主体及程序等相关制度。 关键词：证明标准； 现状； 反拨； 应对 作为一个法治后发达国家，我们正努力建构法律制度、原则以及法律理论。在程序意识与时俱进的今天，证据立法更迫在眉睫。当国人一次次面对诸如杜培武之类触目惊心的案件时，内心俨然升起一股正气，于是乎从内心呐喊：证据制度的建构刻不容缓！证明是诉讼的核心，判断证明成功与否的证明标准亦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焦点话题。案件事实是一种客观存在，事实的判定是人的主观认识，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证明标准究竟是客观的呢？还是主观的？这种标准的建构可能吗？建构证明标准有何实践或者理论意义？笔者就此问题略陈管见，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证明标准的概念辨析 就在国人试图建构切合中国实际的证明标准之时，究竟何谓证明标准？对这个基本概念也未达致共识。有人认为证明标准是指审查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尺度；有人认为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是指法律规定的运用证据证明诉讼的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证明程度；还有人认为证明标准是指诉讼中对案件事实等待证事项的证明所须达到的要求,也就是说，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提出证据进行证明应达到何种程度方能确认待证事实的真伪，从而卸除其证明责任等等。诸如此类的说法，笔者就没有必要一一列举。对该概念的分歧，不能怪学者们敬业精神不够，而是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很难或者根本就不需要说清道明的东西。遍寻现有介绍国外证据的制度的专著，如：美国学者乔恩·R·华尔兹的《刑事证据大全》（何家弘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以及德国学者汉斯·普维庭的《现代证明责任问题》（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等都对证明标准问题语焉不详。而赫赫有名的《牛津法律大词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里，根本就没有证明标准这个词！ 要界定证明标准，首先得厘清“标准”的内涵。“标准”实际上有两种含义：一种含义是指衡量事物的准则；另一种含义是指榜样和规范。作为一种衡量的准则，在国人的思维里，证明标准必须是具体的，而且是外在物化的尺度。就像在体育竞技比赛中的跳高一样，它就是那个跨越的高度，或者说就如高考录取时所划定的那个分数线。标准就是一种事物的质的上限，也是另一种事物的质的下限。在司法实践中，证明标准即为证据充分与证据不足的分界线——线上则为充分，线下则为不足。学者们正在苦苦寻觅的证明标准，实质上就是寻找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达到何种程度就可以确认并据以裁判的那个标准线。若相关证据及其蕴涵的信息等介质通过逻辑思维，综合判定其达到或超越这根标准线，就可说证据充分，或者说事实就是真的了。亦就是说，我们建构的证明标准是能够从客观上判定案件事实的标准。而国外，无论是“排除合理怀疑”还是“内心确信”，皆是强调人的主观判断，这个证明标准不是从客观的角度判定案件事实如何，而是强调我们从主观心理能够接受对这个事实的判定。易言之，我们的证明标准要解决“真”与“假”问题，而国外的证明标准则解决对事实“真”与“假”认定的可接受性问题。 二、证明标准的现状 一般认为，最具代表性的刑事证明标准当属英美法系国家的“排除合理怀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和大陆法系国家的“内心确信”（free evaluation of through inner conviction）。“排除合理怀疑”这个证明标准始于1789年在都柏林审理的叛逆案件，一直援用至今。“合理怀疑”的内涵如加利福利亚法典表述为：他不仅是一个可能的怀疑，而是指该案的状态，在经过所有的证据的比较和考虑之后，陪审员的心理处于这种状况，他们不能说他们感到对指控罪行的真实性得出永久的裁决已达内心确信的程度。而“内心确信”则是法国学者杜波尔在1790年12月26日向宪法会议提出的，1791年1月18日法国宪法会议正式宣布：法官把自己的内心确信作为判决的唯一根据的义务。 “内心确信”的涵义正如《法兰西刑事诉讼法典》第342条规定：法律不要求陪审员报告他们建立内心确信的方法，法律不要求给他们预订一些规则……，法律只是给他们提出一个能概括他们职务上的全部尺度的问题：“你们是真诚的确信吗”。从逻辑上看，“排除合理怀疑”是双重否定式的，而“内心确信”是肯定式的。显然，无论采用肯定式还是否定式，其判断并无一个所谓客观的“标准”，而只能依据不可能科学制约的裁断者主观判断。前苏联在确立证明标准上也经历了一番争论，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曾要求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