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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学视野

社会网排斥与发展困境:基于农民工的经验研究* 潘泽泉 摘要:通过考量流动农民工在城市中社会关系网络建构过程中所遭受的社会排斥,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排斥得以形成的内在动力和内在的运作逻辑的社会学分析,我们发现,流动农民工在城市中陷入了一种发展困境,这种发展困境源于流动农民工在城市中所遭受得社会关系网的排斥,这种排斥源于一种空间策略,一种“污名化”的叙事和话语系统,一种对社会资源垄断的偏好,一种社会距离的自觉生成,从关系网络的视角出发来研究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生活世界及其行动链是一种重要而且有效的研究范式。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网;排斥;生存困境 以往的流动农民工社会网研究局限于在流动农民工群体之内来探讨社会关系网络的内在动力和意义(如血缘或地缘),或重视社会网络的工具性特征和类属(如利用血缘、地缘关系求职的研究),或对这种关系的具体而又全面的深度描述和归类(如强关系或弱关系),或对流动人口在建构关系策略中的具体行动策略的全面呈现(如拉关系等行为),对于流动农民工在城市空间中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封闭性和开放性以及社会归因缺乏研究,对城市居民之间、流动农民工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的缺乏研究,对流动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异质性存在逻辑、相互之间的开放性或封闭性动力和运作机制缺乏研究,忽视了网络变异性,忽视了个人的现代性特征,本文希望通过对传统流动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的检讨,从社会网排斥的研究视角出发,在现代性语境中,重新理解流动农民工在城市空间的社会网的封闭性、变异性和排斥性存在,阐述其存在逻辑、动力机制以及运作过程。 一、社会网排斥的内涵和研究视点:社会网络的排斥性现实 社会网排斥是社会排斥的一个重要层面。Percy-Smith指出,社会排斥是一个“关系”概念,意味着个人和群体在社会地位上被排斥出其它个人、群体和整个社会,体现在:交往的人数、交往的对象、社会网络的密度和分布、基于社会网络所能获得的社会支持、或是否为当地的社会关系网所容纳。某种结构性过程通过建立种种障碍阻止特定的群体和其它群体形成对于充分实现人类潜能极为重要的社会关系。Littlewood 和 Herkommer用“由疏离造成的排斥”来表述社会排斥的关系面向,认为这个面向包括人们由于受到社会接触、社会关系和群体身份的限定和限制而成为边缘性的和被打上耻辱烙印。Sen则进一步指出,排斥出社会关系亦会导致其它剥夺,由此会进一步限制人们的生活机会,被排斥在社会网络和文化团体之外的人将在社会、心理、政治、甚至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这将使人变得贫穷或长期不能摆脱贫穷[1]。社会网排斥体现在区域性的关系隔离、有空间的人际网络的隔离等层面,对传统社会资源的挖掘和依赖。传统以血缘与地缘为基础的社会资源网络为什么在现代城市中仍然能够生存并蓬勃发展,金耀基认为,民工并未完成社会心理的现代转型,因此坚持乡土心理认同,进而依赖传统的社会资源网络[2],陆绯云则将这种依赖归因于传统关系网络提供人际信任或者提升安全感的社会功能[3]。 从关系网络的视角出发来研究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生活世界及其行动链是一种重要而且有效的研究范式。在流动人口的早期,学者和政府担心,流动人口离开了文化上同质性的、“生于斯,养于斯”的乡村,迁往方言混杂的城市和工业化地区的大潮流中,他们是否抛弃了故乡的规范性导向之后,会在“大众社会”中发生隔绝和解组,是否真的陷于冷漠的绝望境地。事实上,这种担心忽视了流动人口的生存能力和行动策略,流动人口不仅在新的城市环境内部形成了紧密的社会支持性联系,建立了以新的地缘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网络边界,而且他们同祖先的乡村故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流动人口与其说在都市化、工业化、技术变迁下变得畏缩不前,毋宁说他们陷入了跨越村落、居住地和工作地点界限的复杂的支持性网络之中。 李培林指出农民进城流动依靠的主要是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这是一定结构安排下的节约成本的理性选择。民工在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过程中,主要地依赖了其传统的亲缘和地缘的社会网络,流动民工在流动中社会生活场发生的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网络的边界,影响这一边界的主要函数是社会身分而不是社会职业。流动民工在社会位置的变动中对血缘地缘关系的依赖,并非一种传统的“农民习惯”,而是一定结构安排下的节约成本的理性选择,而且这种选择在影响和改变着制度化结构的安排[4]。渠敬东则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切入这一群体的互动关系及其结成的社会纽带,从关系强度的角度来考察农村外来人口生活世界的建构过程、他们的行为方式、意义脉络和价值取向。作者指出指出农村外来人口进入和融入城市生活有两个基本阶段,以血缘、地缘和业缘等同质关系构成为主的“生存阶段”和以强关系为主、利用了异质成分和制度性因素的弱关系且工具理性在社会行动中逐渐占了主导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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