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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轻性论文、学术随笔的通信 顾　农　陈学勇 学勇兄足下： 　　上次你在电话里说看到我在《博览群书》以及南北几家报纸副刊上发表的学术随笔，谬加赞许，鼓励多写，这后一点甚合我意。致力于此，慢慢争取形成规模，乃是我退休后的野心之一；可惜不容易写得自己满意，总有些学院派的流毒没有彻底肃清——腰肢尚板，面肌仍硬，许多就题发挥的话没有说透，总之， 犹抱琵琶。什么时候能把身段彻底改造过来，胜利完成老派书画家之所谓“衰年变法”，那就好了。 　　还有一个野心是大写轻性论文，也争取慢慢形成规模。近年来在《文史知识》、《古典文学知识》、《鲁迅研究月刊》、《新文学史料》等处发表的一些长长短短的零星文章属于此类。我看你不少关于现代女作家的考辨论述且已成书数种者，也属于此类。篇幅不甚长，不安排什么参考文献和边注，单刀直入地来讲自己的研究心得，文字也比较自由——但不能自由到随笔的份儿上，这就是我心目中的轻性论文。 　　区分学术随笔与轻性论文，是根据鲁迅的意见。现在人们往往将鲁迅的文学创作（《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故事新编》）和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以外的文章统统称之为“杂文”。其实这个办法未必妥当，可惜积非成是，恐怕已经不容易改变了。鲁迅本人曾经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过“杂文”一词。从广义来说，“杂文”是编年体文集中的各种文章，不管其文体如何，夹杂地编在一起。在这样的意义上，“杂文”是一个集合的概念，而非文体的一种，也不能用来指某一篇具体的作品。二是文体意义上的“杂文”，其中又可以细分为杂感、随笔和轻性论文三种小的类别。由于这三者之中杂感最为多见，有时也就直接称之为“杂文”——这是狭义的“杂文”。 　　在文体的意义上，现在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的是鲁迅的随笔（其中自然包括学术随笔）和轻性论文。鲁迅在提到《坟》这本集子的时候，自称其中是“论文和随笔”（《三闲集·鲁迅译著书目》）；他又说《二心集》中也有论文——这些就是所谓“轻性论文”，亦即比较灵动、可读性比较好、有别于学院派（或称学报体）的那种论文；而《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三闲集》等，他自称为杂感集。《三闲集·序言》写道：“我的第四本杂感《而已集》的出版，算起来已在四年之前了。去年春天，就有朋友催促我编此后的杂感。”这种提法，就是把《坟》那种纳收轻性论文和随笔的集子排除在外的。 　　所谓“轻性论文”正是鲁迅自己的说法，他在1933年11月12日致杜衡的信中说：“轻性的论文实在比做引经据典的论文难，我于评论素无修养，又因病而被医生禁多看书者已半年，实在怕敢动笔。”学院派论文是非要引经据典不可的，有些甚至全靠各路引文支撑着，从中可以见学问，却未必就有思想，也未必有意思。从当下的风气看去，此种不大有个性的论文如想抄袭，比较容易，如果懂得上网下载，更是只要费一点吹灰之力即可。学术界反抄袭如果没有体育界反兴奋剂那样的力度，“文章一大抄”的歪风只怕要愈刮愈烈。 　　现在不少高校专以此种学院派论文来考核教师，凡此种成果以外的东西，一概不予承认，更厉害的则凡不在所谓核心期刊上发表的一概不予承认。在这种严厉的二不主义笼罩下，路子愈走愈窄，而真正高明的学院派论文却不甚多见，不少高校学报里垃圾成堆。 　　真正的学院派论文当然是重要的，学者也应当写这样的论文。鲁迅就写过《〈嵇康集〉考》等正儿八经的论文。你我先前亦多年干这种活儿，不免厌倦，所以现在多来点轻性论文正合适。 　　轻性论文不大引经据典，引文虽然免不了也得要有一点，但很有控制。所谓“轻性”，实为举重若轻，写此种文章必须胸有成竹，对所论的问题有深刻的观察和透彻的把握，思维活跃，发表有意思的分析和评论，而且还要讲究一点文采和意趣。 　　写轻性论文同样要有学问，要多看书，但绝不仅以材料取胜，倒是义理、考据、辞章全要在行，其中一、三两条尤为重要，而考证也不能是迂夫子式的纯述证，而往往多作点到即止的辩证，容易引人入胜。鲁迅写过不少轻性论文，如论社会问题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论“他妈的”》，论思想问题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从“别字”说开去》，论文学问题的《“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论讽刺》，论文学史问题的《破〈唐人说荟〉》、《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如此等等。与杂感、随笔相比，轻性论文总是要略为长一点。 　　杂感一般来说都相当短，所以鲁迅又称为“短评”。除了《热风》等五本以外，《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也都是杂感集短评集。在这些书中，也可能有少数例外，如《三闲集》中有两篇“夜记”——《怎么写》和《在钟楼上》，应当算是随笔。鲁迅在《三闲集·序言》中说：从写作时间上来说，两篇“夜记”本应收入《而已集》，但当时想“另成一书”，所以没有编入，而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