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流派与研究方法.doc

诸子出于王官说 “诸子出于王官说”一说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其含义是认为诸子十家各出于西周礼乐时期的某一种中央官职。如：“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法家出于理官、名家出于礼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官、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杂家出于议官、农家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出于稗官。这一观念在古代几乎为定论，后来则成为学术界讨论的重要问题。支持者如章太炎，否定者如胡适之，修正者如冯友兰等（即信古、疑古、释古三派），各执一辞，亦各有道理。 章太炎先生赞同“诸子出于王官说”，见其《诸子说略说》及《国故论衡·原学》。其说是对于《汉志》之说的阐发。而胡适先生发表《诸子不出王官论》，他认为诸子出于王官纯属汉儒臆测，古之王官“定无学术可言”。冯友兰先生和傅斯年先生都可视为“诸子出于职业说”的代表，傅斯年有《论战国诸子除墨子外皆出于职业》一文。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补》中说“儒家出于文士，墨子出于辩士，法家出于法学之士。”这种观点可视为对《汉志》观点的一种修正。 以上诸家各有特点及优劣，章先生是古文经学殿军，旧学基础深厚而又最终前人。但他对上古制度不够了解，又未注意到从王官之学到诸子之学的变化。胡先生留学西洋，受到实用，实证主义观念影响，看法新颖且容易疑古。但他也未了解三代官学灿烂博大，而且将事物之间的关系简单化了。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一定要回顾先秦的学术现实。“诸子”之前，学在官府，因此也与各种官守之职的实践活动相联系，教育只在贵族中进行，各项专门技艺在王官职掌的内部传承。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周王室的官员纷纷逃散。孔子为理想中的礼乐社会能够实现，大胆打破陈规，开创私学，有教无类，以开启民智，使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致力于建设理想社会的活动。孔子开办的私学开启了传播知识、普及教育、自由学术的新时代，同时也为原先有王官之学渊源的诸家指引了一条门径，于是诸子纷起，百家迭出，成为战乱时代中一道亮丽风景。 《汉志》之说不无道理。1）诸子学派每一家的思想文化在资料、对象、方式和核心范畴等方面，和相关的王官之学都有或多或少、直接或简接的关系。正是由于夏商周三代官学深厚博大的积累，才有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喷薄竞出，这种传承关系，既不可能割断，也不应该忽视。2）诸子出于王官说之所以有一定合理性和可靠性，是因为它是在刘歆长期踏实、缜密的研究工作基础上提出。3）从历史源流来考察，秦灭亡后，重新将教育、学问三权收归官府，使天下皆“以吏为师”，并将法家作为统治思想。同时这一学说提出与西汉大统一王朝的政治气象相关。所以说，诸子出于王官说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由所需特定思维方式带来的成果，综上三点，此说未可轻易否定。 但诸子出于王官说也有其局限性。一是由于文献不足，很多细节难以佐证。二是一个学派的形成有多方面来源，与之相关但不能简单化，而且个学派形成时间不同。三是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似有不够准确之嫌。但此说在中华文明中的贡献不可忽视。 二、《汉书·艺文志》对诸子之学的评价（“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也”评述） 《汉书·艺文志》对诸子之学的评价，主要见于《诸子略》部分，具体在每类之末的总结和每略之尾的总论。《汉志》中其他部分，如《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也涉及到后世所认为的子书，但由于汉代观念中诸子是指战国诸家，所以可主要关注《诸子略》。 《诸子略》中涉及到十家，分别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家。《汉志》对这十家有分别评论和总体评论，总体评论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之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异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相反而相成也。”这是对诸子源起的推测和对诸子学说内容作一总评。十家去掉小说，故曰“可观者九家”。九家亦称九流，刘向、刘歆所定。总论又评“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即评论诸子的异同之处，而不仅仅是看到各家学说之异。诸子是在周室衰微而六艺之学不盛的文化背景下，迎合各方诸侯争霸而兴起的，我们在称赞诸子百家争鸣的同时，也不应忘记它们原本来自辉煌的西周礼乐，它们看似相异的内容，却有着统一的六经之学作背景。随后，《汉志》又看到诸子学派的目的和对文化的作用，从而对它们进行高度评价，认为诸子学派代表人如果能被明君重视，都是可以安邦兴国的栋梁之才。这里的评价基本公允，没有轻视和歧视，显示出《汉志》作者的远见卓识和大一统王朝背景下人们的宽广胸怀。总评还阐述诸子对“礼失”情况下六艺的补充作用，同时也为当时人及后代人研究指出一条合理道路——站在高屋建瓴的角度，主张去其两短，全其两长，以求尽善尽美。 在总评之外，对每一家的评价也很值得注意。《汉志》提出一重要观点，即是“诸子出于王官说”。即：“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