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驴非马：陈寅恪的文字意趣一例.docVIP

非驴非马:陈寅恪的文字意趣一例 《读书 2010年第4期据说近年有所谓“陈寅恪热”,以致引起一些人不满意,已出现试图“降温”的反思文字。其实近百年来,学术和学人何曾真正“热”过。如今是市场时代,历史电视剧中的帝王将相不论正面负面,每日都在思考“银子”问题,真可谓传统的再造。在这样的世风下,尚能读书者已有些另类,何况陈先生的文字,连胡适都说“他的文章实在写得不高明”;而钱穆更以为陈氏行文“冗沓而多枝节,每一篇若能删去十之三四始为可诵”。一位专家通人都叹为难读的学者,还可以被社会关注到“热”的程度,恐怕所“热”的并非其学术;陈先生的大名,多半像以前民间艺术中一个常见人物钟馗,被他人借以打鬼而已。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陈先生在相当一段时期里已淡出学界的集体记忆了。一九八○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首次出版了一套陈寅恪文集,应该是为先生“招魂”的一件大事。但那套书印数似不甚多,陈先生及其学术那时显然也没“热”起来。后来的“热”,大概是拜陆键东先生那本记述陈寅恪晚年的畅销书所赐。那书的出版已是十年前的事,而作者的关怀主要也不在史学。伴随这样忽断忽续的记忆和“遗忘”,陈先生本人的形象已使人感到生疏,而“陈寅恪学术”也往往被误解(包括景仰的和不甚欣赏的)。近年不过是“重新发现”那曾经“被遗忘的”,所以不免多夹杂了些想象。 　　然而对“陈寅恪热”不满意的也包括一些很严肃的学人,这些人在试图修订或重塑我们历史记忆中“陈寅恪”及其学术的同时,也大致分享着前引胡适和钱穆的观念。陈氏晚年巨著《柳如是别传》,便常被作为一个难以卒读的象征。我自己读大学时尚不太知道史家陈寅恪的分量,上海古籍出版社那套《陈寅恪文集》,我唯一买的恰是《柳如是别传》;盖因少时读过柳氏“珍重君家兰桂室,东风取次一凭栏”的句子,印象颇深,所以想更多了解诗的作者。《柳如是别传》里面提到的人物,多是各类文选、诗选中常见面者,北京话所谓“脸儿熟”;稍知诗文者当感亲切,唯以“科学方法”治史者目不旁睨,或者生不出什么兴趣,反觉琐碎也。 　　陈先生的学术自期甚高,其自定位似偏于学术的“提高”,而无意于“普及”;故所论多针对学者,很少为一般人说法。读书较少之人,或难体会其深意。其实陈先生行文,也未必像一般认知的那样缠绕,不过稍更注重余音绕梁一面,与今日文尚简白之世风不协。若稍用心玩味,则其文字意趣之隽永,或尚在多数人之上。 　　湘人叶德辉曾云:“讲学而如楚囚相对,岂复有生人之乐哉。”陈先生一家尝居湖南较久,与湘人关系殊深;耳濡目染之际,受点影响也是可能的(陈先生五十年代颇受优待,或与湖南相关,而不是一般传说中提到的周恩来之关照。这当然需要更可靠的证据。一个侧面的参考材料是陈垣在一九五二年致函杨树达,针对其“欲法高邮”建议:“我公居近韶山,法高邮何如法韶山?”而陈寅恪稍后致函杨树达说:“援老所言,殆以丰沛耆老、南阳近亲目公,其意甚厚。弟生于长沙通泰街周达武故宅,其地风水亦不恶,惜艺耘主人未之知耳。一笑。”这里所说,大约虚实兼具,或不宜以一笑置之)。 　　我感觉陈先生常在文字活泼上下工夫,有时兴之所至,还会故作“戏言”。他曾撰文为韩愈之“以文为戏”辩,以为若“就文学技巧观之”,韩愈那几篇语涉神怪之谈、“邻于小说家”的文章,“实韩集中最佳作品”。更引柳宗元“俳又非圣人之所弃”的见解,将此类“文备众体”、兼具“史才、诗笔、议论”的表述方式上升到“有益于世”的高度。这样的眼光,或可视为陈先生活泼文字的注脚。不过他在试图活泼之时,仍不忘文字之工拙,无意为大众说法;其出语半庄半谐之间,往往隐含深意,甚至故意考校读者的解悟能力。不曾领会者,自难莞尔,致失逗趣之初衷,也是有的。更由于表述者和读者之间文字修养和意趣的差异,有时甚至出现弄巧反拙的结果。 　　后者的著名事例,莫过于当年在清华以对对子考学生,竟成一风波,迫使陈先生说出一堆大道理,竭力证明此事原本非常严肃而正大(按这一作为确有非常严肃而正大的思虑,但其对子题及其影射的正确答案也实有戏谑成分)。而他在论证时仍不忘出语诙谐,以为“从事比较语言之学,必具一历史观念。而具有历史观念者,必不能认贼作父,自乱其宗统”。当“于纵贯之方面,剖别其源流;于横通之方面,比较其差异”。后一句俨然表出的话引者甚众,独此生动的“认贼作父,自乱宗统”却少见人引。可知盛名之下,读者也多仰视,或竟为尊者讳,致佳句少遇解人,不得不淡出于吾人之言说,亦可叹也! 　　陈先生这里关于语言比较的“历史观念”同样适用于史学,与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提倡最力的“祖孙的方法”这一“历史眼光”相通;且胡适在批评古人“舍不得抛弃”的毛病时也曾说他们“假古董也舍不得,假书也舍不得,假历史也舍不得,甚至于假祖宗都舍不得”。夫“假祖宗”者,不亦“认贼作父”乎!两人都希望说得生动些,而表述则一雅一俗,很能体